12個月前，沒有人能夠想像今天政府干預市場的力度。

　　2008年將會永遠被大家銘記，不單單是因為美國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危機之一，而且經濟學家們恰恰在此時放棄了自己的原則。對經濟有選擇性的干預是錯誤的，這一向是大家的共識。然而在過去12個月里，這一信條被粉碎得一干二凈。

　　幾乎每一天政府都會公布一項成本極其高昂的計劃，來解決前一天的計劃未能解決之問題。在這些行動背后，我們看不到任何原則。由于缺乏連貫性的戰略，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公眾對政府能力和信用的感受大受破壞。

　　在一批杰出經濟學家的支持下，奧巴馬政府獲得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將這個國家帶上更光明的大道。我們相信，政府前面的路需要堅持兩大基本原則。第一項原則是，只有在明確界定市場失效的情況下才應該進行干預。第二項原則是，政府干預應該以納稅人的成本最小為前提。

　　如何將這兩項原則應用到當前危機中呢？首先，市場經濟本身提供了應對困難時期的機制，比如破產。人們通常認為破產就是完蛋，這是一種誤導。破產是給一家公司或一個個人重新開始的機會。當一家公司出現財務危機之時，它便面臨債權人試圖搶奪其資產的危險。破產可以給它一定的延期。它還可以給主張權利者一個機會，來弄清楚公司的財務危機是來自壞的運氣還是壞的管理，從而決定應該采取何種行動。然而通過政府救援的方式來省略這一過程是危險的。政府真的知道一家公司是否應該得到拯救嗎？

　　如果想知道一個有效的破產機制是什么樣的，大家只需去看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關于銀行破產的程序。當一家銀行陷入困境，FDIC將其納入破產管理并尋找買家。每次進入這一程序之時，存款者均獲得全額支付、隨時都可提取自己的存款。這一體系運作良好。

　　關于這個問題，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讓貝爾斯登、AIG或花旗集團進入破產管理，豈不是很糟糕的事嗎？一個常見的理由是這樣的：這些金融機構有巨額、復雜的債務，任何一家倒閉都可能產生傳染效應并導致系統性失效，從而使得大批其他機構破產。還有人說，AIG必須要救，因為它與摩根大通有數萬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合同，而這些信用違約掉期又是摩根大通用來對沖同其他人數萬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的。如果AIG破產，摩根大通將失去避險機制，從而使自身和其他人的穩定性面臨風險。

　　這樣的論據有一定合理性，但以其邏輯推演，最佳的解救手段應該是幫助第三方，而非受困的公司本身。換句話說，與其救援AIG與其債權人，還不如由政府來對AIG對摩根大通的義務和那些購買AIG保險的人提供擔保。這樣做可將傳染性扼殺于搖籃之中，而且相比救援整個AIG而言，其給納稅人帶來的成本可能要小得多。這樣做的話，政府也沒有必要去對AIG作為一家企業的生存能力承擔責任，那應該是留給破產法庭去解決的事。最后，這樣做也能夠最大限度降低對道德風險的擔憂。AIG可能對其財務困境擔有責任，但是那些同AIG有業務往來的人罪責要模糊一些，因此幫助這些人脫離困境并非鼓勵作惡。

　　類似的原則也適用于房地產市場。當時許多人似乎認為房價不可能出現全國普跌的局面，他們依據這一假定作出了財務決策。適應新的現實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過去的錯誤并非市場失效導致的，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建議由政府來支撐房價，這是毫無意義的。

　　有一個地方可能是市場失效的，那就是抵押貸款的條款修訂。許多抵押貸款都被證券化了，貸款提供商比較分散，改變抵押貸款的條款并非易事。在簽訂貸款合約之時，人們是不可能預見到今日情形的。因此政府牽頭來推動條款修改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們之所以強調治理危機需要遵守原則，并非出于邏輯一致性這樣的學術考量。缺乏大的原則，政策制定者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并屈從于游說集團的壓力。這正是發生在布什政府身上的事，而奧巴馬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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