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薩默斯是一個才華橫溢、有時候過于傲慢而難于與之共事的經濟學家。蒂莫西-蓋特納之所以能夠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部分原因是他更容易共事。在與世界頂尖金融機構高管交往的5年里，蓋特納敏銳的頭腦受到了更多的磨礪。

　　在布什政府里面，敏銳的思想一直是缺乏的。在這個國家面臨嚴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當選總統奧巴馬任命薩默斯為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蓋特納為財政部部長，這令人感到欣慰。

　　批評奧巴馬任命決定的人認為，這兩個人過去都作出了錯誤的政策選擇，對當前的金融崩潰難辭其咎。

　　對薩默斯最大的攻擊是他在克林頓時期出任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的副手以及自己當財長時的政策，他曾反對對信用違約掉期等場外交易金融衍生工具加大監管力度。

　　還有人提出質疑，認為薩默斯不具備團體協作的能力。正如魯賓有一次跟我說的：“有時候拉里需要有人制衡他，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對蓋特納的批評有兩點，一是他在擔任紐約聯儲主席期間未能采取措施遏制危機，二是他和財政部長保爾森讓雷曼兄弟破產，使得全球信貸危機惡化。

　　給政策制定者挑錯，當這種事后諸葛亮是很容易的。對政策作出評判有一個更好的方法，那就是問一個問題：在當時給定的選擇度和可獲得的信息條件下，最優的選擇是什么？

　　2000年秋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8月俄羅斯政府對一部分債務違約引發全球市場危機之后，薩默斯有理由為美國經濟安然渡過這些困境而感到高興。甚至科技泡沫的破裂如果放在某些國家，可能導致經濟崩潰，但美國只因此陷入了從歷史標準來講輕微的衰退。

　　薩默斯在2000年底的演講中說到，美國的成功部分來自于市場的開放，對國外競爭的開放，以及對包括證券化、衍生品、高收益債券和權益融資的開放。他還提出，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能夠在高質量監管和避免政府過度干預之間如此高效地維持適度的平衡”。

　　8年之后，你可以說他不單是對衍生品判斷有誤。

　　但所有這些進展給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美國經濟帶來了持續而強勁的、低通脹的增長。從本質上來講，所有金融創新并非必然是壞的甚至危險的。

　　我們快進到蓋特納2004年3月就任紐約聯儲主席的首次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到了3年后綜合起來導致今天這場危機的大部分根源：為分散風險所使用的工具之復雜性上升到新的水平、交易的收縮和集中、監管寬松的投資銀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透明的公共財務報告制度，以及金融機構管理這些風險的困難。

　　蓋特納極力想促使行業自身降低一些風險，比如針對信用違約掉期缺少一個解決權利主張問題的集中的清算所。終于，這一點將要實現了。

　　蓋特納在6月9日的演講中提出，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的繁榮恰好同世界儲蓄的激增趕在了一起，即儲蓄相對于投資機會的膨脹，主要是在中國和中東的石油輸出國。聯儲主席伯南克稱其為“儲蓄過剩”，而這造成了長期實際利率非常低的情況。

　　蓋特納說，金融創新的浪潮“使得這些資金更容易在監管約束之外流動，并享受更優的稅收和會計待遇”。

　　在效果方面，包括聯儲在內的監管一直沒有跟上。從政治上來講，布什政府對加強監管興趣不大。就算想要監管，比如對房地產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國會也不同意。

　　在我看來，薩默斯對于監管的失敗幾乎不承擔任何責任，而蓋特納個人也沒有太大責任。聯儲并不是貝爾斯登、美林和雷曼兄弟這些投資銀行的監管者。是否有一種合法的方式來避免雷曼兄弟倒閉呢？這一點尚不清楚。同時如果完全不救援的話，肯定會引發政治上的動蕩。

　　作為銀行控股公司的監管者，中央銀行在允許美聯和花旗將自己逼上絕路方面有著更大的責任。

　　同時，蓋特納一直在積極參與聯儲采取的各項特別行動來穩定金融體系，有些是同財政部合作的。這些舉措未能完全生效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阻止事情朝更惡劣的方向發展，而且最近信貸環境確有改善的跡象。

　　奧巴馬班子不但需要找出正確的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還需要訂立一個新的金融監管架構。就薩默斯來講，他在6月1日的《金融時報》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案，名為《新監管秩序的六大原則》。

　　前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將指導薩默斯和蓋特納的一切政策，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羅默將出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并提供建議。

　　即便這個班子的成員過去犯了一些錯誤，我想像不出會有一個更好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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