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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華爾街：保爾森VS克魯格曼
保爾森：跪出7000億美元
□ 本報記者 張志偉
“光頭、臉龐棱角分明、挺拔剛毅，外表像是一尊雕塑，這就是現任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給人的第一印象，其二是他的不茍言笑，就像老街里沒有任何標志的褐色大樓一樣沉默。而這些只是保爾森“的“冰山一角”。
保爾森“在高盛
場景一：2002年初，某次投資者會議上談到裁員問題時，保爾森“說，“在我們的幾乎每一項業務中，實際是15%到20%的人創造了80%的價值，因此我們在裁員方面還有很大空間”。 保爾森“性情的“心直口快”引起軒然大波。
保爾森的不符合身份的裁員言論，引起員工強烈不滿，為挽回局面，保爾森向全公司2萬名員工發出語音郵件道歉。但事實上作為“華爾街最著名和最詭秘的公司”，高盛的裁員殘酷無情，據《財富》測算，其裁員比例僅次于美林公司。
在昔日的華爾街同行看來，保爾森，正是這位美國金融界最頑強、最能干的“硬漢”讓高盛走向了輝煌。在他的帶領下，高盛進入了良性發展的快車道。從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著全球并購業務老大的地位，將高盛的老對手——摩根士丹利甩在了身后。在金融危機中，高盛卻成了最大贏家，如今，他的競爭對手們還在為擺脫次貸危機而頭痛不已，高盛已經在“隔岸觀火”了。高盛在投資上并不保守，曾多次引領華爾街的金融創新，對CDO的投資也未曾回避，但2006年下半年，風險還未露頭時，高盛的風險控制系統已經報警。“高盛緊密的合伙人關系文化在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輝煌的背后，離不開前首席執行官保爾森的前期的工作鋪墊。
保爾森出生在伊利諾伊州巴林頓的一個秀美的農場，大自然的花開花落，森林的綿綿濤聲浸潤了兒時保爾森，農場的生活也培養了保爾森吃苦耐勞的個性。
1974年，風華正茂的28歲保爾森，懷揣著哈弗大學MBA的文憑加入了高盛公司芝加哥分部，憑借著勤奮、好學及驚人的判斷力，擔任了投行部門聯合主管一職，加入高盛才8年他就被晉升為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為總裁兼首席運營官。1999年5月，正式出任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保爾森擔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時，日程表擠得滿滿的，他說：“我每天要處理幾百封語音郵件，而且我會立即回復每個電話，無論對方是客戶還是公司員工”。這種苦行僧式的勤奮也為高盛贏得了更多有價值的客戶。對于中國業務的開拓，靠的是保爾森緊鑼密鼓的多年“游說”。在 高盛工作期間，保爾森曾68次造訪中國，這種積極的態度對于贏得中國政府領導人的首肯至關重要。高盛攬到了中國移動、中石油等到海外上市的大單。
作為一個CEO，以務實和果斷的態度將一個個方案付諸實施，只談“進展”和“結果”。他形象嚴肅，他手腕強硬，完全沒有任何柔和可言。在2004年1月的華爾街權力榜中，保爾森雄居榜首。保爾森對權力的嚴格掌控使公司內部連小規模的“政變”都沒有發生。
格拉索事件或許是保爾森“硬漢派”形象的又一例證。2003年，紐約證交所主席格拉索因巨額酬金曝光而被迫下臺，作為當時紐交所董事會中最富有影響力的董事，保爾森的堅決主張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爾森的華爾街“拯救”
場景二：9月25日 ，美國眾議院，保爾森在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面前單膝下跪。美國國會對7000億美元巨額救市計劃來回拉鋸已8天，這讓救援計劃的倡導者保爾森十分著急，下跪是為盡快通過救援計劃。
這一跪，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為昂貴的下跪。
自從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為挽救美國經濟，財長保爾森不遺余力，聚集在保爾森周圍的是一群疲憊不堪的幕僚，在最近這段時間里，這群人基本上就住在了財政部的大樓里，他們在保爾森的辦公室和附近的會議室之間來回穿梭，不時聚在一起討論保爾森的指令，然后想方設法著手實施。對保爾森的這個團隊來說，周末已不存在，這些人中有四位是保爾森過去在高盛集團的同事，這些人有著從證券到抵押貸款行業等各種各樣的經歷。
鮑而森的表現，令約翰·斯諾和保羅·奧尼爾等美前任財政部長汗顏，這話應該不是對前任財長的攻擊和貶低。沒有哪位財長能像保爾森，為TARP法案在國會過關而向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下跪！沒有哪位財長能夠像保爾森向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花期CEO維克拉馬·潘迪特、雷曼CEO肯·劉易斯等下達最后通牒！對于雷曼兄弟的求援，沒有哪位能像保爾森斷然割斷昔日華爾街“兄弟”情意！
保爾森以及他的團隊在這場烽煙四起的金融危機中，果斷地與市場參與者一道，促成了華爾街的象征——雷曼兄弟的破產以及美林的并購交易，操刀解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問題，主導了由政府接管全球最大保險公司之一的AIG，就在市場對這場金融危機感覺深不可測之時，保爾森開出的藥方是7000億美元TARP。
近日，又準備出400億美金直接救助購房者。沒有人能預測保爾森在這場危機中的勝算幾何？不過，這位前美國最大投行高盛掌門人，以其對華爾街公司的熟知，所確定的“拯救”計劃是清晰的，即從根本上全面解決金融市場動蕩的根源問題。
但保爾森的拯救方案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新科主克魯格曼的極力反對，被稱為“傲慢的驢子” 的克魯格曼攻擊保爾森政府的7000億救市方案是“現鈔換廢紙”，主張直接注資銀行。10月13日，保爾森在經濟救助法案中拿出2500億美元注資到9家主要銀行，以這樣的方式回應了克魯格曼的回擊。
在之前，9月中旬，保爾森的方案在華爾街和華盛頓都不會有人買賬，可現在，有了美國政府向國內最大9家銀行購買優先股的方案，現在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有保爾森這樣的背景和公信力去挽救美國經濟。
從危機以來的表現，保爾森完全有資格獲得一枚國會榮譽勛章。毫無疑問，是他及其他的骨干力量一道，正苦苦支撐和拯救風雨飄搖中的華爾街。
“中國通”開啟中美對話時代
場景三：一次，保爾森以環保人士身份徒步走進至今仍不通車的云南“神山圣地”雨崩村，高大的保爾森攜妻子艱難地跋涉在崎嶇的山路中，徒步7個小時才走到雨崩，保爾森拒絕了組織者為他準備的馬匹，他拒絕被安排時不容分說，但他一路上對夫人溫迪的照顧細致入微。
他是教徒般的環保主義者。
保爾森曾不下70次造訪中國，保爾森情迷中國，他果斷地在SARS肆虐的時候來到北京，保爾森跟清華很有淵源。高盛基金曾多次捐資清華，早在2000年成為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首任主席。在高盛工作期間保爾森就得到了江澤民主席的親切接見。
保爾森被外界視為在華美國企業的中國問題專家和銀行領域的“中國通”。
與中國關系良好的保爾森得到了布什的賞識，被布什任命為新一屆財長，并寄予了厚望。財長保爾森受命于危難之際，當時的美國的雙赤字，對中國策略成為問題的核心，這時舒默和格雷厄姆等美國參議員提議國會對中國商品征收27.5%高關稅。
“中國通”保爾森面對壓力，對中國問題采取“溫和策略”。采取務實的手段和積極磋商合作的態度來解決問題。上任后保爾森就開始了急匆匆的斡旋，盡力說服舒默與格雷厄姆兩位議員，讓他們知道懲罰性關稅法案對問題的解決不會有幫助，也不是與中國進行談判的正確方式。2006年7月訪問中國，他的這次中國行被視為中美經濟關系的定調之旅。他7月20日晚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共同宣布正式啟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談判中保爾森語氣堅定，對于記者的提問也沒有文字游戲，更沒有拐彎抹角的說辭。
戰略經濟對話是中美現有20多個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一個，這使其能將對話側重于兩國經濟關系中長期和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為兩國經貿發展搭建一個長期穩定的框架。至今，中美兩國進行了四次戰略經濟對話，美中兩國針對匯率、貿易摩擦問題開展了富有創新性的磋商，在能源、環保等領域開展更廣泛的拓展。戰略經濟對話對促進中美經貿健康發展、防止經貿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經濟因素對經貿的阻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8年4月2日，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與副總理王岐山，在中國雙手握在一起，這不是他倆第一次握手，10年前，在時任高盛主席的保爾森參與下，王岐山成功地通過債務重組化解了由廣國投、粵海事件引發的廣東金融危機。如今，跨越10年時空后再次聚首，兩人的握手又一次讓中美兩國對中美加深合作，實現雙贏有了更多的期待。
2008年6月，王岐山與保爾森在美進行了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雙方企業共簽署了合同和協議71項，總金額達136億美元，王岐山表示將進一步加快中國的金融開放，保爾森表示歡迎中國的主權基金。
場景四：下班后，保爾森悠閑地陪著當教師的夫人在紐約中央公園看鳥，或者兩個在太平洋上的某個小島安靜地曬太陽。
………………
克魯格曼：7000億是“現鈔換廢紙”
□ 本報記者 閆立良
時世造英雄。以經濟危機預言者和布什政府經濟政策批評者而名噪當世的保羅·克魯格曼，10月13日以其始創于1979年的新貿易理論而獲得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克魯格曼的獲獎理論與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構成了一幅頗具戲劇性的畫面：因“自由市場”獲獎，當前的金融危機卻正在改變著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認識。對于諢號“傲慢的驢子”的克魯格曼，新貿易理論就像是過眼云煙，人們更感興趣的是其作為令人不安的危機預言者、犀利苛刻的共和黨批評者和救市方案的制訂者這三重角色。
金融危機“接生者”
“接生者”能夠洞察前因和后果，甚至能開出事實發生后的處置藥方，但卻無法改變事實本身。對于危機，克魯格曼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接生者”。他能預見危機到來的時刻，卻無力阻止它發生。
在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后，克魯格曼在接受采訪時給世界經濟走勢做出了診斷：此次危機已經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危機同樣危及實體經濟，即使信貸市場被盤活，未來還是有可能會出現嚴重衰退。在克魯格曼看來，“我們正在目睹一場和上世紀90年亞洲金融風暴同樣嚴重的危機。這次危機在某些方面可與大蕭條時期相提并論。”
經濟的發展沿著克魯格曼的預言前行。在2005至2006年間美國經濟讓人摸不著方向，此時的克魯格曼嗅到了經濟危機的味道。“在出現拐點時，那些通常代表經濟風向標的各種指數往往會指向不同的方向。”2006年底，克魯格曼發表了一篇名為《經濟風暴的征兆》的文章，提前預測到了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
今年3月，他在接受專訪時預測，“我很擔心這種情況(日本式的經濟衰退)在美國發生，此次危機有可能和20世紀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以及21世紀初的網絡危機一樣嚴重。”一個季度后，他說的經濟衰退終于從格林斯潘和保爾森的口中得到證實。就在今年3月份，克魯格曼預言，美國住宅價格要回到合理水平，將平均下跌25%，甚至40%至50%。他還認為，摩根大通收購貝爾斯登這種模式不應成為解決今后大問題的方式。
隨后事態的發展，再一次讓克魯格曼的預言成為現實。
他提醒公眾：“我們處在一個必須時刻系緊安全帶、動蕩不安的世界經濟中”，而且他認為這一趨勢“將繼續下去”。
作為一個令人不安的預言者，克魯格曼曾成功預言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國際能源危機。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陳甬軍教授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后的評選或多或少受到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克魯格曼的當選可謂正合時宜。同時，陳教授指出，克魯格曼的研究領域和成果，有助于經濟學界從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根本環節去思考這次的金融危機。
布什政府“批評者”
克魯格曼的諢號是“傲慢的驢子”，在學術上敢于向任何傳統理論、任何政黨開戰。作為布什政府政策堅定的批評者，克魯格曼一以貫之地堅持了這種風格。
作為一個天才式的人物，克魯格曼24歲就構筑出匯率危機的初步模型，并成為該領域的開創者。38歲就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為杰出中青年學者而設立的“克拉克獎”。與這些驕人的學術成績相媲美的是他無畏的勇氣。
不過，與其相對專業的學術成就相比，克魯格曼更為人所知的似乎是他的“倒布”言論。在小布什上臺后不久，他就以其一貫犀利的文筆和縝密的思維，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政策。
2001年3月他指出加州的能源危機是假相，與當局關系密切的大公司對于市場的操縱顯然是罪魁禍首。克魯格曼認為：“那些公司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奸商”，12個月之后安然倒閉。克魯格曼的觀點與當時華盛頓的“御用”經濟學家們形成了鮮明對比。
2003年結集出版的《大破解——我們迷失在新世紀》一書，由于其起止時間和布什參加總統競選并當選幾乎同步，遂成為克魯格曼“倒布”的最有力武器。
克魯格曼的文章對布什政府的社會保障計劃、減稅計劃以及能源和環境政策所依據的基本原理進行了分析。通過分析，克魯格曼提出一個驚人的結論：主導布什政府政策的美國右派保守勢力將是一支“顛覆性的力量”，其隱含動機是想從根本上變革美國現行經濟和政治制度，是想根除羅斯福新政以來所構建起來的福利體制。
在克魯格曼看來，正是布什政府前幾年推行的過于寬松和缺乏監管的政策，催生了此后的金融泡沫，最終引爆今天的危機。
“布什先生令我們的政府墮落，并且損害了立法的原則。”克魯格曼在2007年5月18日的一篇專欄文章中這樣寫道，“他已將美國領入”戰略災難“和道德貧窮。”
克魯格曼一直是布什政府的批評者，從伊拉克戰爭到減稅計劃，他認為政府錯誤的政策導致了美國的經濟危機。他認為當前的金融危機與大蕭條時期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兩次危機驚人的相似超乎我的預料，”他在10日接受電視采訪時說，“我們的金融系統處于失控的狀態，人們現在能做的就是購買國債和飲用水。”
其實，透過“倒布”的背后，我們看到了一個更為務實的克魯格曼。作為最堅定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克魯格曼只是不希望看到美國經濟被華爾街以金融創新的名義綁架，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而大搞虛擬經濟和瘋狂的毫無理智的進行所謂金融創新。他批評政府的潛臺詞在表明一種觀點：只有強大的實體經濟和謹慎的金融創新才能支撐美國經濟的發展。
救市方案“制定者”
克魯格曼9月22日撰文指出，這次金融危機的發展可分成四步：第一，住房市場泡沫破裂使拖欠貸款和喪失贖回權的案例激增，繼而使抵押支持債券的價格暴跌。第二，金融交易虧損使眾多金融機構所持資本相對于它們的債務而言太少。泡沫時期大家都欠下巨額債務，資本短缺變得尤其嚴重。第三，資本短缺，致使金融機構不能或不愿提供經濟運行所需要的信貸。第四，金融機構一直試圖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債券在內的資產方式減少債務，但這導致資產貶值，令財務狀況變得更糟。這種惡性循環就是一些人所說的“去杠桿化悖論”。
在新的救市計劃被批準之前，保爾森的救市計劃呼吁聯邦政府買入7000億美元問題資產，主要是抵押支持債券。克魯格曼認為，它也許能打破去杠桿化的惡性循環，即危機第四步。即使這一點也并不確定：不僅財政部擬議購買資產的價格，許多資產的價格同樣承受著下跌壓力。即使惡性循環得到遏制，金融體系仍然會面臨資本短缺。
因此，克魯格曼強調，從這次危機的成因看，政府似乎應該從第二步、而不是第四步入手進行干預：金融體系需要更多資本。如果救市計劃用力在第四個環節，那是“金錢換垃圾”之舉。
克魯格曼強調，國會宜暫緩片刻，著手認真修改救市計劃，讓它成為能解決真正問題的計劃。不要讓自己迫于壓力草率行事。如果救市計劃按現在的樣子獲得通過，不太遙遠的將來我們都會后悔不已。
10月12日，克魯格曼稱，化解危機要做的就是采取過去多次金融危機中曾采用的做法，由政府向金融機構注資、換取部分股權，以解決資本不足問題。資本注入經常被稱為暫時局部國有化，這是許多經濟學家支持的解決危機的辦法。
克魯格曼對英國首相布朗剛剛批準向銀行注資以及對銀行儲蓄擔保的計劃，給予了高度肯定。他認為，盡管現在還不知道這些行動是否有效，但幸運的是，對世界經濟來說，戈登·布朗和他的官員還有點道理。他們也許已經給我們指明了走出危機之路。
在美國眾議院13日召開的閉門會議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弗蘭克與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在內的11位經濟學家一致同意了政府直接注資換股的做法。
美國政府救市方案最終沿著克魯格曼畫出的軌跡進行。
克魯格曼對歐洲13日出臺的一系列救援計劃大加贊賞。不過他同時表示，市場的熱烈反應并不一定就預示著計劃會奏效。
人物點睛
格格不入的兩個人。
一個是“傲慢的驢子”，一個是“沉默的磐石”。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是尖銳的“聒噪”者。經常一針見血地揭穿“真相”，并賜予激烈的“批評”，攻擊布什令政府政策墮落，過于寬松和缺乏監管的政策催生金融危機。激烈地抨擊保爾森的救市方案，7000億美元的TARP法案是“現鈔換廢紙”，甚至在博客中孩子氣地翻起了保爾森老底。
克魯格曼是成功的預言家，懷揣“向后彎曲的供給曲線”和“多重均衡”的理論，成功預測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的能源危機和美國的次貸危機。他認為經典的分析工具太復雜，或者是“太過優雅”，亦或不夠“新潮”，不值一提，而“危言聳聽”的分析更容易獲得關注和認同。綜合上述原因，瑞典評選委員會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克魯格曼。
保爾森則是富有性情的堅定的執行者，一個硬漢，極強的權利掌控人，他從不停留在思考階段，而是以務實和果斷的態度將其付諸實施，只談“進展”和“結果”。為使TARP法案通過不惜下跪，修改救市方案，吸納克魯格曼的“批評建議”，同中國建立戰略對話，并反復表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是一個過程。同時保爾森又是“心直口快”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我們試圖通過不同視角的解讀，讓兩位富有個性的巨人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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