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

　　8月26日，美國懷俄明州杰克遜禮堂，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此發(fā)表了美國經濟形勢與金融政策走向的演講。

　　但讓市場意外的是，伯南克并沒有明確提出人們期待的QE3，相反，卻強調“健全政治下”的“財政政策”的重要性。與去年把金融政策擺在頭等位置不同，在本次演講中，伯南克竟然反復20次提及“財政”這個詞，令市場感覺極其反常，也被稱為是伯南克的覺醒。

　　伯南克堪稱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也被認為是最能體現“宏觀經濟政策技術”的“通脹目標論”的鼻祖，更被認為是世界級的“危機經濟學專家”。但眼下，他的經典理論所支撐的量化寬松政策捉襟見肘，難以自圓其說。

　　金融危機發(fā)生后，美聯儲為避免重蹈日本泡沫崩潰后的覆轍，超常規(guī)使用“非傳統(tǒng)型寬松金融政策”，不僅實行零利率，而且連續(xù)兩次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即所謂的QE1和QE2。但年初以來美國經濟復蘇步伐減緩，4~6月GDP增長率降至1%，新增就業(yè)停滯，住宅價格低迷，個人消費趨向節(jié)儉，相反，銀行在央行的準備金存款高達1.5萬億美元，企業(yè)利潤增加而投資不足，呈現企業(yè)資金剩余的怪象。

　　與此同時，國家債務膨脹，GDP占比升至接近100%，甚至國債信用遭到降級。在零利率下，美聯儲擴張的貨幣供給滯留于央行、商業(yè)銀行和企業(yè)中，并未實現刺激投資和消費的功效。美國的資金流呈現難以刺激經濟活力的扭曲結構。

　　伯南克醒悟的是，沒有財政項目支撐的貨幣總量擴張，徒增黃金泡沫、瑞郎泡沫、日元泡沫和玉米泡沫，乃至人民幣泡沫。這表明紐約市場原本具有的“將資金變資本”的功能，已經損毀。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充滿活力、技術創(chuàng)新日新月異的時代，紐約金融市場已無法表現上世紀90年代無限吸納世界資金的能力，“QE”系列所產生的貨幣洪流無可避免地漫過紐約，充斥世界，伯南克期待的通過“高壓氧”殺菌、激活新細胞的效果，被紐約市場外泄了。結果是，美國經濟不僅沒有如期復蘇，反而潛藏二次探底風險。

　　事實上，這種背離經濟原理的政策表象，反映了世界經濟正在呈現兩種政策性的新失衡：一是發(fā)達國家的金融與財政政策的組合失衡，二是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政策不協調的失衡。

　　從發(fā)達國家的政策失衡看，金融危機后，美國的財政支出更多使用于銀行、政府擔保機構以及汽車三巨頭的不良債權(債務)處理，并沒有投放于基礎設施建設、新能源技術開發(fā)等帶有廣泛波及效果的領域，并未形成有效的產業(yè)關聯效果，致使企業(yè)投資無門、資金剩余，經濟復蘇缺乏動力源。在此背景下，零利率及貨幣量化寬松政策助長了“持有現金的費用為零”的效果，如此，形成了企業(yè)和個人儲蓄增加、投資和消費不旺的局面。

　　從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失衡看，危機后，發(fā)達國家普遍過度依賴新興市場國家的財政擴張，致使其國內剩余資金外溢于新興市場國家，刺激新興市場國家通脹高企，貨幣升值，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復蘇結構失衡。

　　導致如此扭曲的復蘇結構的根本原因，在于發(fā)達國家的“新重商主義”。其具體表現是，發(fā)達國家在應對通貨緊縮名義下，大搞“出口倍增”、“貿易保護”、“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移限制”。結果是，一方面發(fā)達國家物價低迷，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通脹明顯，世界經濟的物價結構又呈失衡。這為發(fā)達國家大搞量化寬松政策，并誘使市場期待量化寬松政策提供了前提。

　　從歷史角度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不一定必然帶來通貨膨脹，任何時代的通脹形成都有特定條件。上世紀70年代，美、歐為應對石油危機后的高通脹、高失業(yè)和經濟衰退的滯脹局面，普遍執(zhí)行金融緊縮、財政擴張政策，但結果是不僅未能抑制通脹、擴大就業(yè)，反而導致企業(yè)融資成本上升，民用產品供給不足，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形成惡性循環(huán)。而此間，日本則執(zhí)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即緊縮財政，擴張金融，并施減稅，用財政緊縮抑制通脹，用金融寬松和減稅激活民間投資和消費，結果，反先于美、歐走出滯脹。這也為上世紀80年代形成“日本禮贊”奠定了基礎。

　　日本的條件是，利用美、歐財政擴張及其金融緩和，促進出口，形成出口收益；借用減稅和低利率刺激企業(yè)投資和技術創(chuàng)新，實現了日本產業(yè)從“重大厚長”到“短小輕薄”的轉型。日本的寬松金融和減稅，成為促進企業(yè)投資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關鍵條件，而緊縮的財政則形成了抑制通脹的效果。

　　日本和美、歐執(zhí)行不同的政策出發(fā)點，在于各自的市場形態(tài)不同。美、歐擁有龐大的市場空間，而日本的市場則兩頭在外，即資源和產品市場均在海外，日本的政策選擇無法放棄海外市場。

　　而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歐的政策和戰(zhàn)略開始醒悟，調整財政定點投放目標，促進戰(zhàn)略技術創(chuàng)新。如歐洲1979年推出“阿麗亞娜計劃”，美國里根政府則在1983年提出“星球大戰(zhàn)計劃”。二者雖仍堅持財政擴張政策，但投放領域發(fā)生了變化。前者集中在“三級火箭”，后者側重于“電子對抗”，順勢蓄積了戰(zhàn)略技術優(yōu)勢，為上世紀90年代展開戰(zhàn)略技術競爭、贏得世界經濟的“新的黃金十年”，奠定了政策基礎。

　　與此相比，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則陶醉于“日本禮贊”，盡享金融寬松的“美麗泡沫”，事實上失去了90年代“技術競爭”的條件，上演了“失去的十年”的悲劇。

　　經濟政策既有內在的規(guī)律性，又需把握必要的條件，更需依托穩(wěn)健的政治環(huán)境。如果說宏觀經濟政策也應講究“技術”，那么不同時期、不同的市場，以及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堪稱宏觀經濟政策能否體現“技術”的關鍵。

　　此次演講，可謂折射了伯南克的醒悟：任何宏偉的金融政策，缺少了政治環(huán)境、市場環(huán)境的支撐，得不到財政政策的輔佐，事實上，便違背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規(guī)律。因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既包括民間企業(yè)、個人，更深度存在于政府以及政府主導的國企；而在全球化下，沒有孤立的市場，任何“民族市場”都依存于其他民族市場而存在。由此，政策的內外協調、政策設計者的全球視野，以及國際政治、社會的視角，便成為形成政策有效性、維護世界經濟均衡發(fā)展的條件。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