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婷

　　伯南克依然為美國的貨幣政策進行辯護，同時將“全球不平衡”的矛頭指向中國。盡管沒有點名中國，但伯南克在2月18日有關“全球不平衡”的小組討論會上指出，那些“擁有不可持續的經常賬戶高盈余的國家”應該讓他們的匯率更好地反映市場基本面，同時也要促進國內需求來取代出口。

　　伯南克指出，在過去幾年中，受全球廣泛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全球儲蓄過剩”(Global Saving Glut)。他認為，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持續擁有很高的經常賬戶盈余，從而加劇了美國經常賬戶赤字。

　　全球金融危機正在逐漸退去，全球資本流動對宏觀經濟政策構成了挑戰。伯南克表示：“資本流動的趨勢反映了全球經濟復蘇‘雙重速度’的本質——新興經濟體的增速遠快于發達經濟體。考慮到經濟復蘇還不穩定，多數發達經濟體仍然維持著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

　　面對美聯儲極度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第二輪量化寬松(QE2)造成大量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的指責，伯南克的論點主要有三部分：“首先，這些資本流入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包括對新興經濟體較快增速、投資回報更高的預期。事實上，最近的數據顯示，流入新興經濟體的資本還沒有達到長期趨勢水平。其次，正如我此前所指出的那樣，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復蘇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至關重要，而這也是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試圖促進的。第三，新興經濟體的政府擁有一系列有力但又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的政策工具來防止經濟過熱，包括調整匯率、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及宏觀審慎措施。”

　　伯南克暗示中國的匯率政策是導致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說：“正是某些國家的匯率政策導致了目前的全球消費結構不可持續。而這種不平衡不僅存在于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也存在于新興經濟體中間，例如那些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新興經濟體，相對那些積極管理匯率的競爭對手而言。”

　　他指出，為了實現可持續的全球經濟發展，那些“擁有不可持續的經常賬戶高盈余的國家”應該讓他們的匯率更好地反映市場基本面，同時也要促進國內需求來取代出口。與此同時，那些“擁有持續財政赤字”的國家，也需要增加國家儲蓄，包括將財政政策調整到可持續的軌道上來。

　　伯南克認為，通過全球儲蓄得到最具生產力的配置，資本跨國流動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盡管如此，在很多時期內國際資本流動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尤其在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穩定方面。這些挑戰一般在兩種情況下發生：其一，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有關在一定時期內促進平衡增長的政策并沒有清楚地表達出來，或者并沒有在關鍵國家中得到貫徹。其二，國際資本的接受國沒能夠將這些資本投資到具有生產力的領域里。

　　為了現身說法，伯南克還引用了美國和法國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時期不遵守“游戲規則”而自食其果的“反面教材”來現身說法。

　　伯南克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美元和法國法郎開始升值，而兩個國家的經常賬戶盈余不斷上升，并經歷了大量的資本流入。在當時作為金科玉律的“金本位”體制下，這兩個國家原本應該允許資本流入而物價上升，從而使得實際匯率上升而縮小經常賬戶盈余，但這兩個國家卻沒有這么做，他們通過國內貨幣政策沖銷了資本流入的影響，使得他們的貨幣始終處在被低估的狀態，在“金本位”體制下，這樣的貨幣政策使得兩國都遭遇了通脹壓力和銀行業壓力。而當時經常賬戶赤字的德國卻不斷地流失黃金和外匯儲備。最終，美國和法國不遵守“游戲規則”的國內政策，加上國際金融體系和“金本位”制度本身的結構脆弱性，加劇了當時國際金融的不穩定性。

　　此外，他還以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為例，表明了資本項目盈余造成的風險。

　　90年代時，大量資本流入助長了當時很多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速。但泰國在1997年的大幅貶值讓市場開始重新審視亞洲。人們意識到，亞洲國家的金融體系存在制度上的脆弱性，同時缺乏金融監管，存在資金渠道缺陷，使得這些國家無法將資金運用到具有生產力的領域中去。當市場投資者對亞洲失去了信心，資本急劇回流。這場危機給亞洲帶來了金融不穩定并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后果。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流入成為了挑戰，因為接受國的金融體系脆弱并缺乏監管。

　　這些問題目前在新興市場國家有著廣泛討論，美國也存在管理資本流入方面的挑戰。在金融危機之前，資本流入對美國經濟增速的貢獻率達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