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問題再次成為中美關系的焦點，直接因素是今年11月的美國中期選舉。

　　從近期看，人民幣升值與否，多重考量牽涉其中，美國試圖將其政治化，但中國堅決反對。美國經濟微弱復蘇不如人意，中美貿易失衡也難讓美國決策者安心，這些壓力都會以某種形式在中期選舉前傳遞出來；許多投資者確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近期押注人民幣升值，熱錢因此再度向中國洶涌。鑒于目前情況，一些中美雙方都不愿面對的后果難以完全避免。

　　客觀而言，中國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曾錯失一些良機，尤其是在亞洲貨幣普遍升值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彈性恢復遲緩；而近半月以來，在內外合力推動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又接連突破6.8和6.7關口，最近八個交易日升值超過1.5%，如此升幅足以令人擔憂中國的經濟承受力和外交應變力。

　　無可置疑，人民幣適度升值或中長期處于升值趨勢，已是決策和社會共識，但升值進程則應根據中國自身發展邏輯和內在需要而定。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速度最快的新興經濟體，需要有相對強勢的貨幣，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趨勢，也支持其適度升值和長期看漲。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所積累的巨額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也推動人民幣與之匹配，并倒逼內部結構性調整，以促進產業升級與提高民生。從短期央行貨幣政策選擇看，通脹預期令加息承壓，適度升值將緩行利率政策選擇，避免經濟復蘇反復，亦避免與美元利差過大。

　　但這一升值定局的未來演進，取決于中國是否有能力根據其內在需求，將外部壓力轉化成自我提升動力，無論固守適度小幅可控升值，還是防范加速大幅失控上漲，都將考驗決策智慧。日元當初不當升值教訓猶在，中國無論從貨幣主權自主的角度，還是從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均不應因外部壓力而放任人民幣快速升值，也不能錯失以此促進經濟結構轉型。

　　從全球格局之變看，當前中美匯率問題的博弈，與其復雜的雙邊關系相交織，也是美國對一個正在上升的國家的雙邊關系調整的折射。

　　新一輪匯率之爭是美國對華政策出現調整的一個征兆，也是對奧巴馬去年對華政策“過熱”的回調，顯示出美國重視中國崛起，擔心中國快速坐大，試圖在接觸中部署防范之圖。從年初對臺軍售，到會見達賴喇嘛；從國務卿高調出訪東南亞，到美國提出軍事重返亞洲；從黃海的美韓軍演，到臺灣導彈防御體系；從加強美印軍事合作，到美國考慮與東盟就南海問題共同發表聲明，美國針對中國的外交與安全動作頻頻，匯率之爭只是這一系列動作的延續。

　　同時，中國實力上升使美國人感到越來越難以應對。過去100多年來，中美之間的差距巨大，而現在中國不僅持續對美貿易順差，還坐擁美國第一債權大國地位，其外匯儲備超過2.5萬億美元，這與25年前相比，對美國帶來的挑戰相較20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更大，而日本與美國尚屬同一陣營。歷史上很少有一個大國在經濟上如此依賴另一個競爭的超級大國。由于美國赤字融資，中國已獲得部分全球性金融影響力，這都讓美國擔憂。而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美國債務減輕，中國在海外的美元金融資產縮水。為此，中國外儲資產結構多文化的決策不應被動搖。

　　此次金融危機，美國全球地位發生微妙變化。信貸惡化令美國制造業萎縮，經濟基礎削弱，美國提出出口五年翻番戰略，希望向實體經濟回歸，重塑競爭優勢，近期則著重解決就業，以提振經濟。雖然美國經濟可能已經擺脫最嚴重的衰退，但連續16個月保持在9%以上的失業率卻令奧巴馬政府甚為頭痛，在祭出稅制改革和刺激經濟的組合拳之后，為其中期選舉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施壓中國、逼人民幣升值正是一張政治好牌。

　　雖然中國對美國有巨大貿易盈余，但多數美國學者并不認為中國匯率制度改革會幫助解決美國出口和失業問題。中美貿易確有失衡，但解決之道在于敦促美國實質性放松出口管制，不能一邊抱怨人民幣匯率太低，同時又拒絕向中國出售高科技產品。

　　由此觀之，匯率問題只是中美多年博弈的延續，將此放在中美關系大框架下思考，決策者宜未雨綢繆，避免將其政治化既考慮當前外交層面的博弈與平衡，更要從根本上維護國家利益最大化。

　　如果說，過去30多年中國最大的外交利益是為改革開放營造一個穩定、和平的內部和外部環境，那么國力提升的中國所要求的外交利益也應更上層樓。中美匯率博弈提醒我們，如何建立一套系統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慮和通盤謀劃的國家對外戰略，更好地將中國的安全、經濟、政治、科技、能源、教育等利益與外交利益相銜接，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