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意收購的定義

　　當事雙方采用各種攻防策略完成收購行為，并希望取得控制性股權，成為大股東。當中，雙方強烈的對抗性是其基本特點。除非目標公司的股票流通量高可以容易在市場上吸納，否則收購困難。敵意收購可能引致突襲收購。進行敵意收購的收購公司一般被稱作“黑衣騎士”。

　　敵意收購的運行機制

　　敵意收購者高價購買被收購對象公司的股票，然后重組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改變公司經營方針，并解雇大量工人。由于被收購公司的股東可以高價將股票賣給收購者，他們往往同意“敵意收購者”的計劃；如果按照傳統(tǒng)的公司法，經理必須并且僅僅對股東股票價值最大化負責，那么經理就有義務接受“敵意收購”。事實上，被收購公司的股東在80年代大都發(fā)了大財，因為收購者提供的價格一般都在原股票價格的50%到一倍以上。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貝納德·布雷克 (Bernard Black )生動地說：“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1789年斷言，死亡和稅收是生活中最確定的兩件事。如果他活到今天，他會加上第三件確定無疑的事實，即股東從收購中獲利”(B.Black,1988)。

　　但是，這種股東接受“敵意收購”的短期獲利行為，往往是和企業(yè)的長期發(fā)展相違背的。一個企業(yè)在發(fā)展中，已經建立起一系列的人力資本、供銷網絡、債務關系等，這些安排如果任意被股東短期獲利動機所打斷， 必將影響到企業(yè)的生產率。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史來弗(Andrei Shleifer)和沙默斯(LawrenceSummers)對美國“環(huán)球航空公司”(TWA)被“敵意收購”的案例做了研究，他們發(fā)現(xiàn)，TWA股東收益的增加額是由工人工資的減少額帶來的，后者是前者的1.5倍(A.Shleifer&L.Summers,1988)。也就是說，“敵意收購” 只代表財富分配的轉移，并不代表新財富的創(chuàng)造。因此，美國工人反對“敵意收購”，是不難理解的。 　　一些高級經理人員也反對“敵意收購”。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Motors)前總裁托馬斯·墨非(Thomas Murphy)在1990年說，“許多所謂‘投資者’，只注意短期投機股票生意，這些人根本不配被稱為‘所有者’” (L.LowenStein,1991)。至于受“敵意收購”之害的債權人和被收購公司所在地的共同體居民，也有控制“惡意收購”的強烈愿望。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許多州從80年代末開始修改公司法，允許經理對比股東更廣的“利益相關者”負責，從而給予了經理拒絕“惡意收購”的法律依據，因為盡管“惡意收購”給股東帶來暴利，但卻損害了公司的其他“利益相關者”。賓夕法尼亞州在公司法上的變革，以其與傳統(tǒng)公司法的鮮明區(qū)別，引起了全美金融企業(yè)界的大論戰(zhàn)。

　　1989年，為了抗御“惡意收購”，賓夕法尼亞州議會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議案。它包括四條新條款：

　　第一，任何股東，不論擁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權。這是為了對付“惡意收購者”常用的“杠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策略的。這一條款突破了傳統(tǒng)公司法“一股一票”的原則。

　　第二， 作為被收購對象的公司，有權在“惡意收購”計劃宣告后18個月之內，占有股東出售股票給“敵意收購者”所獲的利潤。　　第三，成功了的“敵意收購者”必須保證26周的工人轉業(yè)費用；在收購計劃處于談判期間，勞動合同不得終止。

　　第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條款，是賦予公司經理對“利益相關者”負責的權利， 而不象傳統(tǒng)公司法那樣， 只對股東一方負責(S. Hill,1995)。

　　美國商業(yè)界的主要刊物之一《商業(yè)周刊》(Business Week)對賓夕法尼亞州的新公司法極為不滿，認為它“破壞了資本主義的核心概念：董事會和經理對股東的責任”。另一家頗具影響的商業(yè)期刊《福布斯》(Forbes)則干脆用了“賓夕法尼亞州式的社會主義”(Socialism,Pennsylvania—style)一詞 (S.Hill,1995)。雖然面對強大的反對力量，賓州的新公司法仍顯示出生命力，目前全美已有29個州采用了類似賓州的新公司法。賓州新公司法的起草人沃爾曼(Steven Wallman)也被提升為聯(lián)邦政府證券委員會成員。在賓州實踐的影響下，美國重要思想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Institution)開展了對新公司法的大量研究，于1995年出版了《所有制與控制權：重新思考 21世紀的公司治理》一書(M.Blair,1995)，其核心思想是：將股東視為公司的“所有者”是一個錯誤，公司經理應對公司的長遠發(fā)展和全部“利益相關者”負責。

　　由此可見，8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公司法的變革是和反對“敵意收購”這一實踐背景相聯(lián)系的。但是，公司法的變革，同時又是對傳統(tǒng)的私有制邏輯的重大突破，因此不可能沒有深厚的理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