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奧巴馬政府不少援助的AIG竟然向它的高管團隊支付了多達2.18億美元的高額獎金，激起民眾和美國政府的憤怒。但是，美國政府不能直接懲罰AIG，其兩難處境可以通過這樣一個故事來理解：

　　一農夫P養了一群雞，他雇用農夫A來照看他的雞。P、A雙方約定P每個月給A50個雞蛋作為酬勞。前兩個月給農夫A分了50個之后，P發現自己還可以剩50個，的確比他當初放任的狀態要好多了。

　　但是不久，供雞飲水的這條河被污染了，雞死了好多只，每天只能生產30個雞蛋。這時候，市場供不應求，雞蛋市場價格開始出現飛漲。平常只管收稅的政府G不得不介入此事，于是給P一大筆貸款讓其維持養雞場的運營，同時對河道進行聯合治理。到月底的時候，A又問P要他這個月的酬勞：50個雞蛋。P急了，這個月本來就只下了30個雞蛋，你卻跟我要50個雞蛋？A強詞奪理，政府不是給你養雞場注資了嗎？你完全可以把這筆錢的一部分拿出來給我。如果你違約，我會到法院去狠狠告你。P無奈，只能給A預先規定的那50個雞蛋。政府G得知此事后，大為光火。

　　但是，政府G也知道他們當初的那個合同規定，因此不得不私下咨詢一下經濟學家E。經濟學家E就告訴政府說，你可以征收報復性稅收，讓他們的錢重新吐出來，進入政府的腰包中。而另一位經濟學家則辯解，這樣循環往復地“救助———報復性征稅”得不償失，還不如從源頭開始找起。

　　實際上，現代經濟學的合同理論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股東P和經理A簽訂的那個根本不是什么完全合同，并不是所有的條款都能明確寫在合同之上。何況，由于政府的大規模救助，已經使政府成為了除股東、高管之外的最大債權人。這也就是說，此時的公司決策環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盡管此次政府救助，政府并沒有提出過多的要求，但奧巴馬總統的“限薪令”應該就是對公司決策行動中首要考慮的先決條件。

　　盡管我們無從可知當初AIG高管是如何脅迫AIG股東簽訂這個“金降落傘”合同，也或者是AIG股東為了留住他們的高管團隊故意留下這個完美的“陷阱”，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明確這一看似完美的合同都需有重新再談判的必要。

　　□陳宇峰 任國良(浙江工商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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