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亞玲 　復旦大學 　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在經歷了布什政府8年的沖擊之后，世界對奧巴馬的戰略有著一種極高的期待。但應看到，在中美關系上，奧巴馬政府的調整或許不會太大。當然，要準確預測其變化或延續，仍需理解一個根本問題：冷戰結束后美國國內緣何出現過如此多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乃至“中國機遇論”？今后這些論調會不會重新出現，或出現新的論調？

　　我們可以從美國政府對愛國主義的操作及其手段的角度理解這一問題。作為民主國家，動員整個國家支持政府立場，避免利益集團的重大影響，具有特別的重要性。由此，美國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愛國主義類型，即對普通公眾的愛國主義加以民族主義化操作，可稱作“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換句話說，就是打愛國主義旗號，行民族主義實質。當然，這一操作是可以回逆的，尤其是在遭遇失敗時。

　　如何實現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或使之回歸正常的愛國主義？答案是，對特定議題進行安全化或非安全化操作。所謂安全化操作，是將特定議題當作對國家安全的迫切威脅加以宣傳，并因此要求制定特殊政策加以應對。而非安全化操作則正好相反，不再將特定議題當作迫切威脅，而使其可以重新回到普通的政治話題的范疇。

　　從上述角度考察冷戰后美國對華戰略的發展，可看到三個不同的階段：其一，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將中國塑造為“敵人”，這一階段隨著1994年克林頓不得不將人權與最惠國待遇相脫鉤而趨于結束；其二，取而代之的是自1995-1996年開始的“中國軍事威脅論”，但這也在“9·11”事件后趨于瓦解；其三，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國經濟威脅論”便開始興起，進入新世紀后更為集中地體現在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

　　在所有階段中，美國都或者利用安全化，或者利用非安全化手段，對美國普通公眾的愛國主義加以或者不加以民族主義化操作，產生了多波次的“中國威脅論”或“中國機遇論”。

　　上述階段還體現出一個特征：盡管不同政策領域的發展不盡一致，但明顯存在前后相繼的發展趨勢：當一個政策領域的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和安全化措施失敗后，這個政策領域的戰略將轉向愛國主義和非安全化；但與此同時，下一個領域的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和安全化措施就會啟動，并成為主導中美關系的新領域。

　　就到目前的發展而言，美國對華戰略的轉型至少已經在意識形態、軍事和安全兩個領域內完成或趨于完成；在經濟領域內，中美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問題被安全化的頂峰已經過去，未來可能會有一些波折，但難以上到更高的高度。因此，對于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而言，問題不太可能出現在意識形態、軍事和貿易逆差或人民幣升值等問題上，而將出現在一些新的政策領域。

　　更為具體的，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即雙邊關系、多邊關系和國際體系改組與國際規范重建。其中，雙邊關系中的負面影響相當明顯，但真正重要的卻是在國際體系改組和國際規范重建方面。

　　第一，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和安全化操作將更多集中于目前尚不太受人重視的低政治領域，尤其是氣候變化、能源-環境及中國制造產品等方面。

　　由于美國的戰略重點首先是恢復經濟，因此有關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逆差等問題的爭端還將出現，對“中國經濟威脅論”的安全化操作仍可能會發生。

　　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是奧巴馬政府最為看重的議題，只是目前因為嚴峻的經濟危機而沒有太多精力和時間加以關注。但2009年底的聯合國氣候大會，加上美國經濟在下半年復蘇的可能，使得這一問題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出現。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美國的國內市場將會出現萎縮，對外保護主義可能會重新抬頭。在此背景下，安全化中國產品的安全威脅，進而保護美國國內市場，是一個非常容易合理化的政策選項。

　　第二，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和安全化操作將逐漸從雙邊向多邊乃至全球層次擴散，多邊和全球層次的爭執，或者說影響奧巴馬政府對華戰略的第三方因素將明顯上升，尤其如蘇丹達爾富爾問題、津巴布韋問題、朝鮮和伊朗核問題等。

　　第三，民族主義化的愛國主義和安全化操作將逐漸從具體的政策領域轉向國際體系規范的主導權的爭奪上，美國將通過建構中國對國際體系規范的“威脅”，尤其是強調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而設法將中國納入其所主導的國際體系規范框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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