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布萊克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曾被譽為“拯救了世界的人”。2002年，當他的聲譽達到頂峰之時，他來英國領受“爵士”封號。他最忠實的擁躉———現任英國首相戈登·布朗———曾證實，稱格林斯潘得到這項嘉獎是因為他促進了“經濟穩定”。 

　　在那次行程中，格林斯潘走訪了英國央行(BOE)貨幣政策委員會(MPC)。他對該委員會表示，在網絡泡沫破裂時，美國金融系統表現得很有彈性。股價跌去一半，并出現了大量債券違約，但沒有一家大型銀行倒閉。格林斯潘稱贊了復雜衍生工具使風險得以擴散的事實。一位MPC委員問道：這怎么可能？肯定有人遭受了損失，誰呢？格林斯潘臉上帶著恬靜的滿足感答道：“歐洲的保險公司。” 

　　6年后，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實質上已被國有化，以防止它拖垮整個金融業。美國已將其抵押貸款行業的核心部分國有化，政府成為決定金融企業存亡的仲裁人。

　　金融市場具有極強的靈活性，但市場參與者需要確定“市場存在規則”，并且仲裁人愿意實行這些規則。盡管包括美國前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內的諸位先生采取了非常舉措，以解決前任們的做法帶來的問題，但金融系統已受到永久的損害。正如保爾森所言，他現在手中拿的是別人發的牌。

　　很多人指責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造成了當前的亂局。他們是對的，但不是人們常說的理由。歸咎于低利率是不公平的。在過去十年，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受到了過度增長導致通脹的危害。經濟需要低利率和財政刺激，以避免陷入嚴重衰退。在這一點上，美聯儲盡到了職責。

　　格林斯潘應負的責任是，他使低利率時代得以生成投機性泡沫。他無法宣稱他沒有看到風險。以90年代發生的兩件事為例。第一件事發生在他1996年發表提到“非理性繁榮”的演講之前。在一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上，他坦承股市存在泡沫，但拒絕采取任何行動。他承認提高保證金要求將是有效之舉：“如果要消除泡沫，無論是什么泡沫，我保證此舉可行。”奇怪的是，在那之后，在為美聯儲的“不作為”進行辯護時，他曾在三次演講中聲稱提高保證金無濟于事。 

　　第二件事發生在1998年春季，當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主席對場外衍生工具激增表示擔憂時，格林斯潘則表示，出臺新監管措施有擾亂資本市場的風險。場外衍生品正是本次危機中產生“對手風險”的源頭。 

　　在世紀之交，由于沒有提高保證金要求，反饋回路將股價送進軌道。隨著股價上漲，更多經紀商樂于貸款給投資者買股票。隨著股價走高，買盤也在持續，直到泡沫破裂。制造一場泡沫或許可看作是運氣不好；制造兩場泡沫看起來則像疏忽大意。然而，這正是美聯儲在格林斯潘主政期間所做的。

　　在股市中遭受損失后，美國人轉而買房。抵押貸款行業使用證券化債券，確保貸款發放人不必擔心得不到償還；風險被打包轉售給其他人。這次格林斯潘沒有袖手旁觀。他多次表示，買房是一項安全投資，因為房價不會跌。房屋業主能夠等到任何一場低迷的結束。那么多人認為，“既然世界級的金融天才都抱著這種想法，那肯定沒錯”，這有什么可奇怪的嗎？ 

　　即便在事態徹底走向瘋狂的時候，格林斯潘還駁斥了那些警告新泡沫正在形成的說法，聲稱只是在少數領域出現了一點“浮沫”。后來，直到2007年格林斯潘卸任兩年之后，他才承認“浮沫”是他對“泡沫”的委婉說法。他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所有浮沫堆積起來，成為一個總的泡沫。” 

　　與股市泡沫一樣，這次的過錯也不在于利率定得太低，而是對抵押貸款機構極其輕率的作風坐視不管。事實上，任何一家貸款機構都會受到他在2005年4月發表的言論的鼓舞：“以往資格較差的申請人完全貸不到款，如今，貸款銀行能夠相當有效地判斷各個申請人的相關風險，并適當地對風險進行估價。這樣的改善已導致次級抵押貸款發放量迅速增長。”誠如他所言，次級貸款確實增長迅速。

　　格林斯潘負責銀行業大部分環節的監督管理達20年之久。美聯儲聲稱自己的責任是保障“銀行業的安全和穩健”。其它監管機構本來也應介入進來———美國監管結構沒有跟上市場的變化。但鑒于美聯儲這一機構的重要性以及格林斯潘的個人地位，有誰會想到，美聯儲本可利用其有限的權力，確保對當時的局勢進行更密切的檢查。

　　格林斯潘認識到眼下出了大事，并將之形容為“百年一遇”的大事。但是，你也不可能每天都會遇上格林斯潘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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