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姜楠

　　對于美國華爾街五大標桿性投行的隕落，業內人士稱之為“華爾街時代的終結”。人們在總結75年投行業務得失的時候，更多地將目光聚焦到投行進行風險管理的模式設計上。人們在問：投行是管理風險的機構還是制造風險的機構？還是兼而有之？

　　一般認為，投資銀行是在資本市場上為企業發行債券、股票，籌集長期資金提供中介服務的金融機構，主要從事證券承銷、公司購并與資產重組、公司理財、基金管理等業務。用一句話描述，投行就是綜合經營資本市場業務的專門機構。

　　投資銀行從誕生之日起，就作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橋梁。它常常表現出獨立于實體經濟的特征。它可以用極低的資產充足率，通過杠桿效應撬動更大體量的資本。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一模式本身就極易埋伏風險。當資本價格趨勢向上時，表現為一片繁榮景象，投資品的高收益令人咋舌，而風險被邊緣化；而當資本價格趨勢向下時，杠桿效應的負面作用顯露無疑，風險不僅難以掩蓋，而且被極速放大。

　　有過國際投行經歷的經濟學家謝國忠評價說，這類投資銀行過去都是靠不斷提高杠桿比例操縱資本。在它們的杠桿操作里，已經超過了30倍的幅度，過度使用杠桿，很容易引起資產的膨脹，造成資不抵債。如果我們簡單地以30倍杠桿為例：在資產價格上漲情況下，只要賺1%就相當于賺到股本金的30%的收益，而一旦價格下跌導致虧損3.3%，即意味著破產。

　　另一方面，投行通過不斷的“金融創新”，將形形色色的產品與風險包裝起來出售。如果風險評估和控制失當，就可能將自身風險以各種不同形式向外傳遞和轉嫁。當投行自身杠桿運用過度，資本充足率不足，資不抵債，受到公眾質疑時，其信用也就喪失了。投行本身連帶其產品必然遭到投資者的拋棄，風險便隨著其銷售的產品不斷向周邊關聯者蔓延擴散。

　　如今，我們在為“華爾街時代”扼腕之時，更應該透過五大投行隕落的表象，認真剖析以次貸風波為發端的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直陳，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多少金融機構倒閉，也不是國際市場上有多少次級債，而是政府以融資方式過度地給消費者融資，過度地使用金融工具，過度地產生市場流動性，從而導致了現在一系列的問題。

　　這些，可以直接歸結為“信用”二字。

　　盡管華爾街神話的破滅可能并不是此次危機的終局，但是，人們從中獲得的教訓卻彌足珍貴。在金融創新頻繁，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高杠桿盈利模式的徹底顛覆及回歸進一步凸顯出現代金融市場中監管體制和機制的重要性。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撰文指出，這場危機傳遞出的信息并非一目了然，總的來說，它們證明了全球一體化與缺乏可信的國際監管之間的矛盾日漸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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