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陶冶

　　美國金融危機塵埃未定，現在還不是給其定性的時候。但正如前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羅杰·阿爾特曼所說，發生在美國土地上的這一場金融危機將被視為現代史上最大的監管失敗。置之死地而后生，美國人已經開始反思其金融監管缺陷，而我們也可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首先，美國金融危機向我們展示了監管缺位的嚴重后果，放松監管必須把好尺度。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在美國放松金融管制的沃土下，其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發展迅速，將整個金融業帶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然而，過度迷戀金融創新而缺乏基本的有效監管，導致次貸問題累積，在房市鏈條斷裂時對整個金融體系構成沖擊，并最終發展到爆發金融危機的局面。

　　教訓面前，美歐均作出加強監管的反應。美財長保爾森9月23日在參議院作證時明確表示，美國政府接下來的任務必須是制定改革方案，修正“過時的”金融監管結構，從而解決存在于金融體系的問題。美國住房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巴尼·弗蘭克也提醒人們，美國五大獨立投行全軍覆沒之后，“還有眾多需要監管的機構，市場上還存在太多的冒進投資和杠桿操作。”

　　同日，歐洲議會也通過一份報告，要求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等金融機構提高運作透明度。根據這份報告，包括上述兩種基金在內的所有金融機構都將面臨強制性的資本金要求，并需要公開債務風險和資金來源及規模等信息。報告同時主張為信用評級機構制定行為守則，并要求歐盟對其進行監管。

　　在我國，制度上監管缺位的問題并不突出，甚至有專家呼吁放松管制。不過美國的教訓至少告訴我們，有效監管絕不能落后金融創新太遠，在實施過程中金融機構也必須堅持有規必循。

　　其次，在分業監管仍是我國當前最有效監管模式的前提下，加大一行三會協調合作、防范薄弱鏈條的出現也是不容忽視的。在美國，五大獨立投行的坍塌使得美證交會的權力大幅萎縮，而在這樣的變化中，可以說證交會既是被動者，也是施動者。前證交會首席經濟學家查斯特·司帕特指出，證交會的雇員組成“在太長時間內過于朝向律師傾斜”，這使得“其處理重要市場問題的能力受到阻礙”。對投行及衍生產品業務監管不力，證交會難辭其咎。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上個月的年度貨幣政策會議上指出，有必要“采取一種整體性的或者宏觀審慎的方式,拓寬監管機構的監督范圍,使之能夠考慮到潛在系統性風險以及缺陷”，并提出要由一個“宏觀審慎的監督機構”來監管金融體系內的風險，不過他并沒有指明應該由哪一個機構充當這個角色。

　　換言之，在金融危機模糊了銀行與證券公司界限的同時，美國不同監管機構的分工也不再清晰如昨。華爾街風云突變，使得保爾森和伯南克有關實行統一金融監管的呼吁變得更加緊迫。在這樣一場權力的交鋒中，美證交會多少有些不戰自敗的落寞，而美聯儲則因為大摩和高盛的歸順而權力膨脹。事實上，早在3月份美聯儲介入挽救貝爾斯登時，這種苗頭就已經初步顯露。7月份，美聯儲與證交會又簽署協議，決定二者共同監管證券公司的杠桿與資本操作。

　　關于所謂的整體性監管，目前美國并沒有明顯的反對聲音，爭論的焦點在于是由現成的美聯儲總攬大權，還是成立一個新的機構擔此重任。美國金融服務委員會前主席詹姆斯·利奇認為美聯儲應該成為整個監管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資金雄厚；二是經驗豐富；三是有能力在現有法律框架下迅速行動。

　　反對者則擔心美聯儲監管權力的膨脹可能會威脅到其政治上的獨立性，從而影響其利率決策。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意大利央行行長德拉基認為，讓央行來承擔保障市場穩定的責任，這可能會減損他們控制通脹的能力。他說，在市場異常混亂的時期，“維持價格穩定可能是貨幣政策制定者能為恢復金融穩定所做出的最好貢獻。”

　　當然，不管今后究竟誰會挑起美國金融監管的大梁，伯南克提出的應“改變對企業只見樹木不見林的監管方式”是不容質疑的。事實上，上月15日我國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中也特別強調了不同監管機構的協調溝通，即在國務院領導下，央行會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以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形式，加強貨幣政策與監管政策之間以及監管政策、法規之間的協調，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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