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張艷花
主持人的話：2013年底全國擴容后，新三板的發展令人矚目：其掛牌企業數從2013年底的355家，發展到2014年底的1572家，截至今年7月23日，已經擴大到2876家，超過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量之和，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倒金字塔”結構正在發生倒轉。在一年半的時間里，在高歌猛進的新三板，另外一個現象同樣引人關注：瓊中農信、齊魯銀行和鑫莊農貸分別作為第一家農信社、城商行和小貸公司先后登陸新三板，統一歸于“貨幣金融類”，而昆山鹿城村鎮銀行的掛牌申請也已獲批。至此，除農商行外，服務于小微客戶的各類小微金融機構以及小貸公司均已對接新三板，這對于連接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共同服務于小微客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小銀行和小貸公司為何急于登陸新三板，新三板又將為它們帶來什么？本期一線話題邀請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晉城銀行副董事長謝振山和申萬證券研究所資深高級分析師李筱璇對這些問題展開一一解析。
記者：我國中小銀行機構似乎一直“很差錢”，作為非金融機構但從事資金借貸業務的小貸公司更是一直面臨資金來源渠道的制約。從前幾年的內部增資擴股，到從外部尋求各種戰略投資者，直到近一兩年來，很多中小銀行和小貸公司開始寄望于新三板。您怎么看中小銀行機構的“資金饑渴”和資本補充渠道的變遷？
曾剛：在過去十年中，按照國際通行的監管規則，我國逐步建立起了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銀行監管體系。2010年后，根據國際監管規則的調整，中國銀監會開始落實新巴塞爾協議在中國的實施，這意味著資本監管標準進一步提高。對快速發展中的中國銀行業來說，資本監管不斷強化，必然意味著資本補充壓力日益嚴峻。特別是那些規模擴張較快、同時又沒有獲得公開上市機會的中小銀行，資本約束更加明顯。
一般說來，資本補充有幾種主要渠道：一是利潤留存，二是現有股東增資，三是引入新的投資者，如戰略投資者，四是在資本市場掛牌融資。幾種資本渠道各有優劣。長遠來看，利潤留存是銀行資本補充最主要也是最穩定的來源，但其規模有限，難以支持銀行短期內的高速擴張；股東增資或引入新的戰略投資者，會給股東帶來較大的資金壓力和股權稀釋問題，在實踐中比較難得到股東的支持和響應。而且，這種補充通常是一次性的，難以對銀行發展形成長期的推動。相比較而言，在資本市場掛牌融資是比較好的資本補充方式，不僅可以籌集更大數量的資金，也能為銀行建立起再融資的渠道，以適應銀行長期發展的需要。
在各種融資方式中，公開上市對銀行自身條件要求較高，中小銀行往往難以滿足，而且，公開上市也還要受制于證券發行方面的政策。在過去幾年中，希望公開上市的中小銀行很多，但在實踐中，由于主板市場幾乎不對銀行業開放，一些機構不得已作出了次優選擇，比如到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新三板門檻較低，能滿足其條件的機構相對較多，許多中小銀行包括小貸公司希望以此作為融資途徑也就不難理解了。
記者：但是總體而言，這些機構在新三板的融資情況似乎并不樂觀。比如，第一家登陸新三板的銀行業機構——瓊中農信，自2014年5月29日掛牌以來，還未獲得實質性定向融資。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李筱璇：就本身定位而言，新三板主要是為創新型、創業型、成長型中小微企業發展服務，當然新三板包容性很強，沒有行業及企業規模限定，只要是依法設立并且存續滿兩年，業務明確、具有持續經營能力，公司治理機制健全、股權明晰，并且有主辦券商推薦并持續督導的企業，就基本具備了在新三板掛牌的條件。不過相對而言，貨幣金融類企業的融資不是新三板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是最受投資者熱捧的行業板塊。
盡管如此，我認為中小銀行機構和小貸公司掛牌新三板還是有重要意義的，雖然它們相對一般中小微企業來講是大企業，但在行業內還是中小微企業，的確需要資本市場的支持和幫助；另外，融資可能不是這些機構掛牌新三板的唯一目的，在完善治理結構、增強股份流動性、進行更有效的股權定價、進行資本運作，甚至提升品牌影響力等方面，新三板的資本市場功能都可以得到發揮。
事實上，除了普通股融資外，次級債、優先股等也是常用的融資方式，特別是優先股，對中小銀行機構的吸引力可能更大，這一融資工具可能很快推出。
謝振山：我覺得融資可能只是一個方面，中小銀行更應致力于深耕新三板，營建一個適合自己的草根生態群。證監會[微博]主席肖鋼表示，現階段雖然對中小企業發展和創新創業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其整體性、系統性還較薄弱，新三板解決的是創新創業“最先一公里”的問題。中小銀行應該更加重視這個市場的價值，深耕細作。對城商行而言，其市場定位和目標客戶群與新三板高度契合，都是面對草根，從資金提供者到資金需求者，再到資金交易場所，進而再延伸到廣泛的上下游及其更深層次，持續拉長、做透，就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巨大的草根生態群落。這個巨大群落，適應了互聯網化的趨勢，也適應了市場化、資本化的趨勢，對物理網點偏少、尋覓客戶困難的城商行而言，獨具市場價值，不失為一塊值得埋頭掘金的風水寶地。
記者：中小銀行和小貸公司在新三板的融資能力，哪些是相對重要的影響因素？
李筱璇：第一是公司質地及未來成長性，尤其是能否具有區別于大銀行的特色優勢，根本上講，成長性是新三板投資的最核心標準；第二是流動性因素，新三板流動性較弱，中小銀行機構相對其他掛牌公司通常體量較大，其投資的順利退出對流動性的要求也更高，那么反過來就會影響到投資者對新三板中小銀行機構的投資意愿；第三是估值因素，當前A股銀行對應15/16年的市凈率(PB)為1.28倍和1.15倍，15/16年的市盈率(PE)為8.32倍和8.28倍，明顯低于整體市場的估值中樞，基于行業地位和流動性劣勢，新三板上的中小銀行機構和小貸公司的估值可能受到A股大行的估值壓力，再加上對一般資金而言，銀行并非熱門行業，因此它們在新三板的估值可能會受到一定限制。
不過，隨著未來新三板交易規則和交易制度的不斷完善，比如內部分層機制、競價交易制度的推出，做市商制度的完善等，我相信新三板的估值定價、流動性和融資功能將得以完善，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銀行和小貸公司的融資能力。
記者：6月29日齊魯銀行掛牌后，似乎更加點燃了城商行登陸新三板的熱情。您期待新三板能夠為城商行帶來哪些改變？
謝振山：資本市場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通過交易發現價值、實現價值，進而引導社會資源的流動和配置。新三板主要服務于創新型、創業型、成長型中小微企業，“小而美”的特征十分明顯，新三板其實就是使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從以往的成長后期和成熟期前移到創業前期和成長初期。
對城商行來說，新三板或許是一架“諾亞方舟”，可用于自救或重獲新生。新三板著力建設的是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以融資為主要目的的中小微企業綜合金融服務平臺，資本市場的第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融資，對于城商行而言，首要的就是可以減少資本補充的難度。目前，新三板在大力發展多樣化的機構投資者，加強了與PE和VC機構的對接，這些機構不僅僅能夠提供資金，也能提供優質資源和產業鏈服務，為城商行業務發展、跨區域經營、公司治理以及戰略規劃提供服務和幫助。
當然，新三板也倒逼城商行對自身進行嚴格的審視與剖析，“打鐵還需自身硬”，城商行還需從自身規范經營、強化內控出發，在主辦券商的引領下在新三板的舞臺上起舞。登陸新三板、適應新三板的過程，很可能就是城商行不斷重生的過程。這個過程顯然充滿了挑戰和誘惑力。
記者：近幾年來，隨著利率市場化持續推進、存款保險制度實施等，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狀態和競爭狀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否也是中小銀行急切尋求突圍的原因？
謝振山：從城商行的角度，新的經營環境，我認為可以從三個層次來認識：一是所有行業都面臨的變化，如互聯網化。這個變化最容易被忽視，但是要求你競爭觀發生巨大變化，不僅在行業內競爭，還要時時盯住行業外，盯住各種新的行業顛覆者和替代者，要適應形形色色的“互聯網＋”。二是金融行業面臨的變化，如資本化，在整個金融格局中，直接融資越來越重要，銀行業面臨巨大轉型。三是城商行面臨的變化，作為銀行業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如何應對快速市場化，是一個重大挑戰。
存款保險制度短期看雖然會提高銀行業的經營成本和風險管理成本，但從長期來看，對中小銀行和城商行是利好的，對促進城商行差異化特色經營、保護廣大草根客戶群體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利率市場化會對銀行業帶來強烈的沖擊，放開利率管制，進而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權也會放開，銀行之間的競爭將日益激烈，再加上我國金融市場加速開放，外資銀行、民營銀行進入，以及互聯網金融迅速崛起，整個銀行業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城商行的發展狀態會在未來幾年內加倍艱辛，但是這幾年也將是城商行快速轉型、一分高下的關鍵時期，誰抓住了，誰改變了，誰就能搭上銀行業轉型發展的列車；誰錯過了，則不知道還要在站臺上等多久。
應當說，這是一個快速變化、快速分化的時代。城商行被收購，可能會成為一個常態。不恰當的擴張，或者不思進取，都可能成為退出市場的誘因。總體上看，我認為城商行群體是有生命力的，因為它經歷過市場的洗禮，有許多是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拼殺出來的。現在許多城商行有危機感，這是市場意識的體現，恰恰是一件好事。未來城商行的發展狀態和競爭狀態，歸根結底只有兩個字：改變。不斷去改變自己，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立足。
記者：登陸新三板，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謝振山：對于城商行來講，最大的挑戰是登陸之后。新三板確立了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監管制度，要求掛牌公司及其信息披露義務人及時、公平地披露所有對公司股票價值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并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真實、準確、完整，尊重市場選擇，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自由裁量空間。信息披露充分嚴格，本質上是市場約束剛性化。城商行登陸新三板最大的挑戰其實是對自身的嚴格剖析與糾錯，是內功。新三板致力于為企業提供完善的資本市場服務，并推動企業實現自身的“基因改造”，不僅僅規范企業，同時促進城商行適應資本市場，學會在規范的市場環境下持續發展和有效競爭。登陸新三板，對城商行自身而言是一場革命，將促進整個經營管理全方位蛻變。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機遇。
記者：我們看到也有觀點反對中小銀行不斷增資擴股做大規模，他們認為中小銀行在戰略上應該走差異化道路，注重精耕細作，而不是一味求大。對此，您怎么看？
謝振山：任何企業都應當走差異化道路，所謂戰略就是做什么，不做什么，要始終把這個想明白。但這個戰略是市場化的結果，靠行政手段做不到。城商行是在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是中央金融主管部門整肅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的產物，在成立之初就打上了“服務地方經濟、服務中小企業和服務城市居民”的標記。自1998年第一家城商行在深圳成立開始，10年來，城商行的發展彌補了金融服務體系的缺失，激發了金融創新的活力，在服務社會民生和促進當地實體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現在我們知道，深商行已并入今天的平安銀行(深發展也是)，南京銀行、寧波銀行、北京銀行獨立登陸A股，還有一批登陸了H股，比如哈爾濱銀行，還有齊魯銀行這樣的登陸新三板，都代表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些就是差異化，而真正的差異化，無一例外都是市場化的結果。現在，城商行的發展仍面臨著很多制約，我認為這背后的實質仍是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問題。以區域設限、以服務對象設限，顯然不可持續。應當充分尊重市場主體內在發展的基本邏輯和規律性。銀行是特殊行業，監管部門應更多關注到存款人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在看住底線的基礎上，盡可能放開。市場行為應當是自己給自己買單，否則永遠長不大。
記者：由于歷史原因，很多城商行、農商行甚至一些小貸公司，在成立之初就由地方政府及其關聯企業控股，地方政府在這些機構的經營發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有觀點認為，應啟動中小銀行機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使政府部門有序退出，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陣地就是資本市場。您是否贊同這一觀點？
曾剛：在我看來，中國銀行業的公司治理仍存在許多問題，必須在未來的改革中加以解決。這個問題不僅存在于國有銀行，在許多地方中小銀行中可能還更加嚴重。對國有銀行而言，國家層面已經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但在地方中小銀行，目前仍沒有明確的改革方向，在有些方面甚至還在倒退。
具體來說，許多地方中小銀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獨立性較差，比較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和影響。應該說，從中國銀行業的歷史沿革來看，這種情況有一定合理性，但隨著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原有體制的缺陷開始愈發明顯。高管任命的隨意和短期化，以及在經營管理方面的層層約束，使銀行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經營戰略，以應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特別地，在農村金融機構的管理體系下，省聯社在不持有股份的情況下，對銀行的高管任命和經營管理進行直接干預，并不符合現有法律要求，對企業股東的合法權益形成了嚴重侵害。所有這些，都需要在未來的改革中逐步加以完善。
但應該承認的是，改革并非易事，短期內恐怕還難以有突破性的進展。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市場機制，在現行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公開上市來優化銀行的股權結構、引入更多更有影響力的股東，這對制衡過度干預、形成更加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將其看作是地方中小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個現實路徑，盡管這并非有意識規劃的產物。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三板掛牌，可以優化銀行的股權結構，但這是不是就可以達到制衡干預的結果，達到優化銀行的公司治理的目的呢？我覺得還不是那么簡單。至少在農村金融機構層面，省聯社的管理權力并不依托于股權，而是基于現有的管理制度。所以，最為根本的，還需要繼續推動相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通過股權層面的優化，用市場力量來推動銀行治理機制的優化，效果究竟如何，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記者：中小銀行機構以及小貸公司登陸新三板，涉及不同的監管機構--銀監會、證監會和股轉系統，小貸公司還涉及地方政府。作為中小銀行機構登陸新三板嘗試的開始，各種監管要求、監管理念之間的協調被認為是主要障礙之一，比如，從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角度，地方政府部門積極鼓勵、甚至創造條件推動當地金融機構登陸新三板；從風險防范角度，銀監部門表現得更為審慎；從做大市場的角度，股轉系統也在積極推動金融機構登陸新三板。怎么看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對此應該秉持怎樣的原則？
曾剛：監管部門由于目標不同，監管導向上存有差異是正常現象，并非我國所獨有。事實上，監管競爭本身也是推動金融創新的一個重要力量。原則上，公開掛牌并不意味著風險加大，事實上，掛牌補充資本之后，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還會大大增強。就這點來看，我不認為部門之間在銀行掛牌或公開上市問題上會存在嚴重的沖突。通過更好的溝通協調，相關問題應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協調的主要方面，我認為應該是明確可掛牌或可上市銀行的資質標準。對銀行而言，籌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發展，而且，掛牌或上市之后，股東對回報的要求也會加大銀行的經營壓力。就這點來看，盡管新三板的門檻很低，但對于銀行這種傳統行業而言，也不宜采取科技創業企業的標準，銀行的盈利能力、資產質量、主要監管指標狀況、發展前景等，仍應符合一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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