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記金融本質特征
黃奇帆表示，金融的本質就是三句話：一是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二是信用、杠桿、風險；三是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三個本質特征，不管哪個層面的金融從業者都應時刻謹記于心。
第一，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比如銀行，老百姓可以存錢，企業發展可以貸款，銀行在其中起橋梁、中介和服務作用。比如保險，實際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時候，用余錢來保障疾病、死亡等意外事件突發時的救急需求，是一個自我平衡的過程，同時也能為企業融資提供資金來源。證券市場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風險投資購買股票，取得的回報可能是企業利潤分配，也可能是股價差價，總之是將余錢用于理財的橋梁。租賃也一樣，企業通過租賃，把一次性的巨額投資轉化為長期的租賃費用和日常的運行資金，將產生更多效益，起到融資的作用。總之，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統的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等，還是間接金融系統的商業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都是各種理財方式、中介方式，本質上是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
第二，信用、信用、信用，杠桿、杠桿、杠桿，風險、風險、風險。之所以用疊詞方式進行強調，因為“信用”、“杠桿”、“風險”實在太重要。首先，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線。體現在三個方面：金融企業本身要有信用，與金融機構發生借貸關系的企業要有信用，各種金融中介服務類企業也要有信用。衡量企業的信用要把握好五個維度：一是現金流，這比利潤更重要。如果資金鏈斷了，企業崩盤破產，預期利潤再高也沒有用。所以，資本市場上考核企業信用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企業財務報表的現金流。二是回報率。看重企業的成長預期，通過分析未來幾年的利潤、市盈率予以全面衡量。三是抵押擔保。如果現金流、回報率無法衡量，但有擔保公司或第三方企業愿意提供擔保，銀行也可放心貸款。四是企業高管。一個地方乃至國內外知名的優秀企業家具備相當含金量的個人信用，亦可為企業信用加分。五是企業品牌等無形資產也應納入信用評價體系。這些都是金融規律，必須嚴格遵循。現在常講大數據分析，但如果分析的結果是不需要有現金流，不需要資本回報，不需要擔保物，這種脫離金融本源的分析都是“假大空”。金融衍生工具也一樣，即便種類繁多，但都應該具備信用的基本特征，否則就會導致金融泡沫。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不按規律辦事，以商品房為代表的次貸產品出了問題，銀行不是想辦法在抵押物上做文章，把次貸變成正常貸款，而是把次貸賣到資本市場，變成了CDS（信用違約互換）債券，杠桿比高達1：40。雷曼兄弟公司40億美元購買了1600億美元CDS債券，如果漲10%就賺160億美元，如果跌10%就立即崩盤。總之，一切沒有信用的金融都是假金融、偽金融，絕不能在重慶出現。
其次，杠桿。信用是杠桿的基礎，有信用才有透支，透支就會帶來杠桿比。銀行的存貸比實質是一種杠桿比。如果銀行有10億元注冊資本，可放貸100億元，是1：10的杠桿。租賃公司有50億元資本，可以做500億元租賃，同樣是1：10的杠桿。期貨一般是1：20的杠桿，遠期交易是1：5的杠桿。股票市場的融資融券實質也是證券公司給予投資人一定比例的透支。總之，如果沒有杠桿比，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不需要信用，也不存在金融。
其三，風險。沒有杠桿比談不上金融，但杠桿比過高則會產生金融風險，這是辯證的關系。一切金融創新都是想方設法把杠桿比一級一級地放大。過高的杠桿比是一切壞賬、一切風險、一切金融危機的來源，在企業層面表現為壞賬，在行業系統層面是風險，延伸到國家乃至世界就成了金融危機，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去杠桿”。真正的智慧應是設計一個信用基礎較好、風險較小的杠桿體系，這是金融的精髓。
信用、杠桿和風險這三個方面也是互動的。信用好，杠桿比不高，風險自然就低。杠桿比高，信用則會降低，風險也就較高。所有的金融創新都是圍繞這三個方面在運轉，關鍵要把握好其中的度。盡管這些基本原理是金融課堂的ABC，但必須當真經來念，不管是行長還是辦事員，都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因為一切金融風險都是背離了這些基本原理所致。
第三，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是金融的要義。鄧小平同志1991年2月18日視察浦東時談到：“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王岐山同志任國務院副總理時曾強調：“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枯，則金融亡。”這是金融行業的金科玉律。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必須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否則就會異化為“卡拉OK”、自彈自唱。當下，重慶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要著重抓好五個方面：
一是圍繞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部署服務。重慶被國家賦予西部地區重要增長極、國家中心城市、國家超大城市的戰略定位，也是“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支點和節點城市。針對這些戰略定位，今后幾年重慶將再啟動1萬多億元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和數千億元的城市開發項目，金融理應助推抓好落實。
二是為改革開放服務。改革需要投融資，也能帶來資本效益。例如，去年重慶實施1300億元基礎設施PPP，國有資本按五種路徑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億元，本來這2000多億元需要重慶政府自己用資源或土地抵押進行融資，但現在吸引民營、國有、外地、外國的企業進入，它們當然也需要融資，金融系統這時候支持它們，給它們提供融資，就是支持重慶政府的改革。開放同樣需要大量資金。目前重慶每年引進100億美元外資，然后會跟進1000多億元貸款，最終帶動的投資量有2000億元，占1萬多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的近20%。從這個意義上講，金融機構為外資企業服務就是服務于開放。總之，凡擴大開放需要資金，各方面應該給予特別傾斜。
三是為工商企業特別是“三農”和小微企業發展服務。去年國務院下發《關于扶持小微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關于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關于多措并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重慶積極貫徹落實，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確保涉農和小微貸款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國務院督查組上月來重慶督查，認為重慶貫徹國家要求比較到位。
四是為結構調整服務。重慶“6+1”支柱產業奠定了當前重慶工業發展的基礎。電子信息產業三四年時間做到了2億臺件的終端產品，產量已是全國之最。汽車去年生產了263萬輛，全國排名也是第一。這些支柱產業的發展是按照三種集群的理念推進：第一種是產業鏈上游、中游、下游關聯企業，整機廠、零部件廠、原材料廠一體化形成集群；第二種是同類型產品、同類型企業扎堆運作；第三種是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企業形成集群互動。這三種集群背后體現的支柱產業，正處于升級換代的關鍵時期，當然應該大力支持其資金融通。
五是為產業創新服務。凡有利于重慶產業創新的，不管是工業創新還是服務業創新，都應多加支持。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集成電路、液晶面板、物聯網、機器人、納米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汽車、綜合化工、生物醫藥、頁巖氣、環保產業等，去年總產值600多億元，今年可翻番達到1500億元，2020年有望達到1萬億元，必須有充分的資金保障。如液晶面板，去年京東方330億元投資，今年就可實現200億元產值，明年會翻番到五六百億元。服務業領域包括跨境電子商務、大數據云計算、保稅商品展示銷售等，都是創新型產業，有許多新生企業，也需要大量融資。
作為地方政府，推動金融發展為實體經濟服務最重要的抓手是按照“一行三會”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到“三管齊下”：一是發展間接融資的商業銀行貸款融通體系，二是發展直接金融的資本市場體系，三是發展小貸、信托、租賃、財務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體系。這三個體系如果完全靠“布朗運動”，沒有政府調控，就會迷失方向。計劃經濟時期沒有資本市場，也沒有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體系90%以上靠銀行貸款，經濟不會活躍，更談不上分類調控、結構改善。現在全國每年新增社會融資16萬億元，銀行占10萬億元左右，如果另外5萬多億元不存在，只靠這10萬億元支撐不了中國經濟的發展。2007年國家啟動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并把審批管理權下放給地方。這些年，全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法人數量、融資總量均呈現快速增長。凡是非銀行金融機構較發達的地方，社會上的高利貸、亂集資就會大大減少。近幾年，重慶市批準設立了200多家小貸公司，形成上千億元信貸余額，極大地壓縮了高利貸、地下錢莊的非法生存空間。非銀行金融也有弊端，其融資利息普遍比商業銀行高出1倍，如果比例過大，整個融資系統也是不健康的。
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關鍵在于大力推進直接融資體系建設，包括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等。因為直接融資的利率低于銀行利率，會拉動整個金融系統的利率下降。實際上，直接融資渠道很寬。如IPO上市，除深圳、上海市場外，企業還可以到香港、美國上市。又如債券，重慶支持有信用的企業到銀行間市場發行企業債，去年全市120個工商企業獲得900億元低息資金。再如定向增發，去年京東方定向增發很成功。京東方定向增發100億股，每股2.1元，融資210億元，再向銀行融資120億，解決了在重慶建廠的巨額資金問題。直接融資還有私募市場、海外市場等許多方式。各類金融機構、企業都應該深刻了解，努力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搞活整個金融體系。
宏觀上，不僅要“三管齊下”，而且三者比例要適當。當信用較好的企業走直接融資渠道后，自然會減少向銀行的信貸規模，引導銀行將資金更多投向“三農”、小微企業、高新技術產業等實體經濟，也會減少小貸、租賃、信托等較高利率的融資比例。當然，不能說把影子銀行都廢掉，也不能說銀行占比越小越好。總之，金融系統要細分市場、抓好定位，不斷優化融資結構。去年在“一部三局”支持下，重慶新增社會融資5600多億元，其中直接融資占24%，銀行信貸占45%，非銀行金融機構占30%左右。這個比例十分重要，主要來源于“一行三會”的金融貨幣政策。作為地方政府，就是要把國家政策和重慶實際結合起來，力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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