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恩師董輔礽先生逝世十周年。董輔礽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一生致力于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中國經濟轉換過程，研究他的經濟學思想，無疑是研究中國經濟轉型理論的最好途徑之一。今天重讀董老師的學術論文，應是對他最好的懷念。

　　 一、國民經濟綜合平衡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理論分析上得出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越的一個重要結論，中國老一輩經濟學家的研究基本沿著如何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而展開經濟學研究。從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到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從駱耕漠的《社會主義商品貨幣問題的爭論的分析》到于光遠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從董輔礽的《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國民收入問題》到黃達的《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植根于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對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理論研究進行不懈追求，其研究領域涵蓋所有制結構、兩大部類平衡、企業生產與商品交換、財政信貸等眾多問題，奠定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框架。

　　 董輔礽先生從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期間，集中研究了社會主義經濟如何實現綜合平衡問題，他從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平衡公式入手，找到積累與消費兩者之間有計劃按比例平衡的具體構成要素和比例對應關系，試圖論證計劃經濟可計算、可安排、可控制的宏觀經濟模型，這被國際經濟學術界稱為“董氏再生產模型”。在此期間，董老師陸續發表了《確定積累和消費比例的若干方法論問題的探討》、《從社會產品生產和使用統一的角度探索馬克思再生產公式具體化問題》、《關于不同擴大再生產途徑下的社會主義再生產比例關系問題》、《產品的分配和使用與兩大部類比例的關系》、《論社會再生產諸比例與積累和消費比例之間的關系》和《中國經濟發展中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問題》等多篇文章。上述論文把枯燥的馬克思再生產公式層層遞進，逐一展開，充分展現了董老師高超的經濟想象力和學術才能，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學術貢獻。

　　 一是研究國民經濟平衡，在方法論上把積累和消費的平衡，分為最低需要和追加需要兩個層級，進而推導在滿足兩種需要的情況下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關系，使研究宏觀經濟平衡的要素構成和比例關系得以具體化。在政策層面上論證了根據國民收入的量確定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國民收入的量越大，積累和消費的比例的可變幅度也越大；國民收入的量越大，在保證國民經濟對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最低需要的條件下，國民收入中可以用來滿足國民經濟對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追加需要的數量也越大。結論是決定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首先是國民收入生產，積極發展生產、高速度地發展國民經濟，是正確安排積累和消費比例的物質前提。他還提出了必須根據國民收入的物質構成確定積累和消費比例的觀點，從物質形態進一步細化了積累和消費兩大部類比例平衡的具體方法。

　　 二是運用還原法豐富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試圖論證各種社會化大生產所共有的一些內部聯系，以便根據對客觀經濟規律的深刻認識自覺地組織和安排社會主義再生產。董輔礽認為，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主要舍象了十大因素：第一，假定資本的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是不變的；第二，假定積累率是不變的；第三，沒有考慮不變資本中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在周轉率上的差別和特點；第四，沒有考慮社會產品的價格同價值的背離，假定它們是一致的；第五，把社會產品和社會生產簡單按產品的使用價值劃分為生產的消費和個人的消費，忽視了再生產環節有些產品既是生產資料又是消費資料的雙重性；第六，假設只有一種所有制形式，即整個社會生產都是資本主義的；第七，假定社會都是物資生產領域，而不存在非生產領域；第八，沒有考慮國防對積累和消費增加的需求；第九，沒有考慮對外貿易因素；第十，假定兩大部類的剩余價值只用于該部類。在還原這些舍象的因素后，董老師提出了具體化的再生產公式，揭示了社會再生產的內在聯系，并制定部門間產品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平衡表。毫無疑問，董老師的這一學術成果是獨特的、實用的和具體的，對于研究經濟平衡和經濟協調發展關系提供了一種研究思路和方法。

　　 三是依據具體化的再生產公式，詳細分析了不同擴大再生產途徑下的社會主義再生產比例關系，從動態平衡的角度論證了保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應當如何確定各種比例關系問題。董老師運用具體化的再生產公式擴展研究了內涵擴大再生產條件下，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引起的比例關系變化。他首先分析了實物量、資金有機構成，以及上年積累基金數量構成與下年提高勞動生產率匹配關系三個因素對再生產比例的影響。然后分析了內涵擴大再生產的實物量比例，譬如積累基金中生產資料的積累和消費資料的積累之間的比例，兩大部類之間的實物量的比例，用于積累的生產資料中為擴大生產資料生產和為擴大消費資料生產的生產資料之間的比例，以及第一部類中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和為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之間的比例等。最后分析了外延擴大再生產情況下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問題。通過上述研究分析，董老師提出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必須自覺地安排上年、以至上上年社會再生產中以下幾個重要比例：兩大部類的比例，積累和消費的比例，積累基金中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比例，生產資料中用于擴大第一部類生產資料和用于擴大第二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之間的比例，第一部類產品中為生產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和為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之間的比例，第二部類產品中用于物質生產勞動者個人消費的消費資料、用作非生產領域消費的消費資料以及用作積累的消費資料之間的比例。

　　 四是系統分析了社會再生產諸比例與積累和消費的比例之間的關系。在《論社會再生產諸比例與積累和消費比例之間的關系》一文中，董老師將其具體化的再生產公式研究又升華到宏觀經濟比例關系的研究中。他指出，當我們把對積累和消費的比例的需要作為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出發點時，不能不考慮這一比例對社會主義再生產諸比例的影響；而當我們把對這一比例的安排作為國民經濟計劃的歸結點時，不能不考慮社會主義再生產諸比例對它的影響。他論證了兩大部類的比例與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是按同一方向變化的；生產資料用于積累和補償的比例同國民收入用于積累和消費的比例之間存在依存關系，當生產資料中用于積累的比重提高時，國民收入中積累所占的比重要提高，反之亦然；消費資料用于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決定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并推演了物質生產勞動者個人消費和非生產領域消費的消費資料變化對消費資料用于積累和消費比例的影響；積累基金中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比例決定國民收入用于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應該說，董老師對社會再生產各種比例關系的深入研究，實際上是揭示了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規律，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發展。

　　 二、八寶飯理論與資本市場

　　 自1978年我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后，董輔礽先生的經濟學研究從宏觀經濟所涉及的國民經濟平衡問題，轉向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所必須回答的所有制結構問題，進一步對我國資本市場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為什么會有這種轉變？我和林義相[微博]進行學術交流時曾分析過董老師這種轉變的原因。林義相分析認為，原因之一是董老師單純研究多種所有制結構并不能具體回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際運行，必須進一步研究資本市場，才能找到多種所有制結構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理，才能使八寶飯理論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政策。因此，董老師實際是從市場經濟的最高層次入手，研究商品和貨幣問題，進而豐富其所有制理論。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八屆人大期間董老師擔任《期貨法》起草小組組長，涉及商品期貨、國債期貨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問題，要想準確定位期貨市場在我國金融市場中的作用，必須對資本市場運行進行研究。

　　 所有制改革理論是董老師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契合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發展，他在這一階段的學術研究集中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時期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爭論。董老師是首先提出改革全民所有制這一單一所有制形式、實行多種所有制結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學者，有關董老師的所有制改革理論也稱為八寶飯理論。我認為，董老師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分析是深入的、全面的、超前的。在這方面，他先后發表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再論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讓公有制與市場機制兼容》、《股份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制與股份制》等多篇文章來討論所有制改革問題，其主要成果如下。

　　 一是深刻分析了全面所有制的弊端。這包括在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形式下，國家政權的行政組織取代了經濟組織，企業成為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使得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無法深入；國家所有制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瞎指揮、按長官意志辦事，違反經濟規律；國家所有制使得企業負責人的身份認同是對國家行政機構負責，而不是對企業和企業的職工負責；國家所有制弱化了直接管理生產資料的權利，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率。因此，經濟改革需要使國家行政組織和經濟組織分開，經濟活動由各種經濟組織去進行，各個管理經濟的國家行政組織要改變為實行經濟核算的經濟組織，各種經濟組織應該具有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實行全面的獨立的經濟核算。他還提出集體所有制也是一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應該改革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問題。

　　 二是提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模式問題，揚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固有模式”的看法。董老師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問題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考察：一個是從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著眼來研究，也就是研究在特定的生產力性質和水平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形式、它們的結構以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的發展和它們的結構變化；另一個是從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原則的角度來探討。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突破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固有模式，實行多種所有制形式。在農村，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發展以集資入股產生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以及以承包經營、租賃經營為特點的新型企業所有制模式。這些都是全民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形式，不能簡單憑所有制形式本身來判斷某種所有制形式是高級的，某種所有制形式是低級的，在何種情況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就采取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

　　 三是論證了股份制是改革國有企業最有效的所有制實現形式。他認為，股份制可以明確企業產權，可以使企業具有充分的自主經營權，可以形成企業的硬的財產約束和預算約束，可以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同時，企業實行股份制后，也有利于推動市場體系的完善，可以促進要素的流動和統一市場的形成，可以促進市場規則的建立，可以促進盡可能充分、公平的競爭，可以推動各種要素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正是董老師對國民經濟平衡和所有制問題有過深入細致的研究，在比較了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后，他很快敏銳地認識到了股份制的重要性，也是在我國最早就呼吁發展股份制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

　　 實行股份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建立股票市場，曾經走過了一段曲折的歷程。20世紀80年代末，伴隨著所有制改革和國企改革，我國上海、深圳自發進行了公開發行股票和建立股票交易所的試點。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場試點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得以保留和進一步擴大范圍發展。但在21世紀初，當有著名經濟學家提出我國股市還不如賭場的觀點后，引起了經濟學界關于股市的爭論。董老師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資本市場發展，及時發表了《像對待嬰兒那樣愛護證券市場》的呼吁，提出了一些十分客觀中肯的觀點。他認為，我國證券市場真像嬰兒在產婦經歷了巨大的陣痛后才誕生一樣，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在沖破重重阻力和障礙中建立的，它的建立是我國改革的一項巨大成果。它也像新生的嬰兒那樣，很不成熟，甚至有從母體（計劃經濟）帶來的胎記。但是，作為現代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證券市場，在新中國建立后以及其后的發展中，日益顯示出其巨大而又難以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他還就證券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證券市場規則、證券市場上的投機問題、“全民炒股”現象和高市盈率問題進行了分析回答，使得學術界、思想界對于如何看待證券市場發展問題有了一種正確的認識，對促進我國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議。

　　 董輔礽先生是一生孜孜不倦、鞠躬盡瘁為經濟學研究奉獻全部生命的學者，他的學術態度和守身為大的人格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仰。靜下心來重溫董老師的學術文章，感到無比清新愉快，是從字里行間與董老師的繼續請教和對話，這既是作為董老師學生的責任，也是作為董老師學生的精神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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