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東北證券2013年度投資策略報告會在吉林長春舉行。本次報告會的主題是“經濟弱復蘇，改革新動力”。圖為國研中心宏觀部研究室主任陳昌盛博士。

　　東北證券2013年度投資策略報告會在吉林長春舉行。本次報告會的主題是“經濟弱復蘇，改革新動力”。國研中心宏觀部研究室主任陳昌盛博士在報告會上就《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和產業轉型》發表主題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陳昌盛：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很感謝東北證券的邀請，就中長期的趨勢和產業轉型的問題和大家做一個交流。如果說剛才連平老師的講座是讓大家拿著放大鏡來看的話，我覺得我這個報告需要大家拿起望遠鏡，我肯定是從更長的趨勢來觀察當前的變化。

    這是一張所有搞投資、宏觀經濟的人都很關注的一張圖。可能從去年年底特別是今年以來，大家都在討論這張圖，都在試圖解釋這張圖，都想解釋這張圖反映的性質是什么。我們看到這一輪的回調速度比以往都長。而且感覺這輪出了很多政策，也就是政策發力。我同意連老師的觀點，明年是短周期弱復蘇，我們預計也是8.3%左右。

　　但是只看到明年，夠嗎？另外，這個周期會不會和以往一樣，再往上走，或者是什么態勢？這需要我們判斷。

　　去年基辛格寫了一本書叫《論中國》，他寫中國人的哲學是“勢”，是趨勢、態勢，更重要的是潛能、變化，如果我們把握了“勢”才可以順勢而為，如果逆勢而為，是不可擋的。我們認為現在的轉型態勢和以往看到的都不一樣，如果僅僅看短周期，或者僅僅看上一個周期和下一個周期的周期力量，就很難把未來更長的方向性問題把握清楚。所以，我想換一個視角，從一百年甚至兩百年的更長視角來判斷中國當前所謂的轉型到底處在什么狀況，或者處在什么勢。

　　所有搞過經濟學或者學過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研究經濟增長或者研究波動是經濟學的兩個主題，但是基本上研究增長的人都會研究這一段，基本沒有成熟的理論研究過架構。除了少數國家，比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增長在一百年內保持3或者更低的增速，沒有太大的增長。后發優勢，只是一個點，說明外部空間、外部技術可以用。但很大程度上說明一個現象，別人干一百年的事，你只干了60年或者50年，你所用的時間就比別人短。

　　所以，我們把這種態勢叫做“壓縮式增長”。但是都集中研究起飛，但沒有人研究降落。2008、2009年得過德拉克獎的人開始研究降落。

　　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基本把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的時間所有的數據都做了梳理，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的時間，我們把1800美元作為起點，我們會發現第一個現象，這種增長的現象，越是起點越晚，越時用短。英國、美國、德國用了半年的時間，以后的臺灣、日本、韓國用的時間都很短。

　　另外的特點，起點越低，彈起的高度越高。如果絕對水平越低，或者絕對標桿水平的國家越低，增速就會越快，不管相對水平還是絕對水平都是這樣。

　　第三，如果和標桿國家相比，人均GDP絕對水平比人均GDP的相對水平更準確，我們曾經發生過很多爭論，我們在2003年和世行有一個合作，是佐立克引導的，中間有一個重要差距，對中國經濟階段的判斷，林逸夫教授當時堅持用相對水平，和美國相比，我們處在什么階段，他們認為我們是美國的25%左右。日本，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們認為這樣的判斷是不對的，我們認為應該用絕對水平判斷。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這樣的現象，我們建議還是用絕對水平，而且和恩格爾系數也比較符合。

　　第四，如果壓縮期是正常，兩百多年的歷史，壓縮期結束，不管是什么樣的經濟體，平均增速都要下降3-5個百分點。這個勢不可阻擋。中國也難以例外。

　　這是我們發布的一張圖，從60年代到現在，能夠進入中等收入或者把經濟起飛的國家有一百多個，但是到2008年為止，其實只有13個國家真正跨入了高收入，其他很多在漫長的道路上都沒有完成長跑。

　　壓縮式增長其實有兩種形態。一個是我們看到的，從大的經驗上，如果追趕成功，工業化順利完成，會在黑色區域正常降落；而很多國家其實都沒有走到這一步，而是在這個區域出現的降落。這就是前兩年炒的很熱、最近在券商也炒的很熱的“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這兩個形態都是有數據支持的，而不是觀察現象？我們把近兩百年的歷史數據做了一個擬合，紅色的線是正常降落，藍線是跌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國家的曲線。這是歷史折射出的兩種現象。但是掉下來的國家有兩類：一個是前蘇聯國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這段時間出現了驟然的經濟下行，長達十幾年，當初常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僵化，和外部世界基本封閉，束縛了增長；拉美國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經濟停滯，如果看收入分配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拉美國家實施了進口戰略，進城的人沒有融入產業化。

　　藍色這條線，中國是哪一類？前一段時間，大家很擔心我們是藍色的線，現在有人說我們已經跨過了這條線，其實簡單說，我們既不是前一類，也不是后一類。因為如果成功降落，人均GDP要達到1.1萬-1.2萬，而中等收入一般是4000-6000，這個階段是很容易掉下來的。按照現價人均GDP去年是5400多，今年是6000多一點，現在是8000多，所以我們是不是跨入中等收入陷井，沒有達到正常降落時間。這就是我們體制的特殊性。按正常來說，我們沒到。為什么這么說呢？大家談的很多潛在增長力下降，作為理論研究可以，但如果作為市場人士或者政策研究的人，對這個概念很謹慎。如果簡單的用潛在增長力會有很多錯誤。

　　即便是這樣看，勞動力增長的峰值出現了，但是在“十二五”期間，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是在上升的。勞動力雖然條件變化，是增長力的變化，并沒有出現絕對的變化。從儲蓄來看，從普查人口和新的普查樣本推算，金融儲蓄率在未來也不會下降太多。從資本存量的角度看，這是大家最關心的第二條，其實人均資本存量和絕對量都有很大的空間。技術進步和制度，中國目前處的階段，全球平均來看，雖然相對以前，我們可以買的、模仿的技術空間在壓縮，但是勞動力素質提升的空間還有不小。如果從課本的算法來看，我們也還不到。但為什么經濟會表現出這種特征呢？這就是我們想說的中國的特殊性。我們有一個特點是：市場改革，所謂的能夠成功追趕的國家，在1.1-1.2萬美元的時候，市場經濟早就建立了。中國現在不是這樣，投資空間受到擠壓，但很大程度上是原來的政府主導、國有企業主導的空間在壓縮，但不讓民營資本進入，實際上沒有大的突破，還有很多增長潛力的方面，沒有放開。資源的要素、土地的要素、勞動力分割，沒有做，和別人的差別使我們表現在：沒到1.1-1.2萬美元就發力了。

　　我們的戰略不是僵化的，所謂的實用主義戰略還是比較順應時代條件的變化。我們在不斷調整，沒有走前蘇聯、前東歐或者拉美同樣的道路，我們的戰略總是在動態調整。

　　如果再看一下2009年諾貝爾獲得將帶領全球20多個專家，他們給世行做的時候，總結全球這些成功國家有沒有什么標準模式可以給其他國家推薦？后來他們總結了歷史數據，發現并沒有標準模式。但是總結了五條經驗：第一條，要保持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要和世界對接，要利用世界的。第二條，必須維持宏觀政策的穩定。第三，保持較好的投資率和穩定率。第四，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第五，具有堅定可信的政府領導。而且在里面說了，中國是這五條的典范。我們的判斷力轉換，中國第一條沒有變，第二條，總體上是在新興國家是做的最好。第三條，儲蓄率和投資還有空間。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第四條和第五條。現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民眾支持率在下降，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在發生變化，如果不調整，會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表現出來的潛力下降，如果總結一下，第一，沒有一個先例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總是保持高增長，人均GDP1.2萬的時候，增速一定會下降，下降的幅度是30%左右。我們國家既不是傳統意義的高增長的時候，體制束縛使我們還沒有到。另外，我們超過傳統收入陷阱，是因為我們做了戰略調整，但下一個戰略調整能不能適應？產業能不能升級？產業能不能在全球建立新的增長力，陷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戰略是調整改革，改變原來僵化的戰略，各有側重點，但對中國來說，我們叫混合戰略，因為我們是混合特征。

　　第四個特點，中國的轉型有一個好處，大家現在看全世界經濟，目前整個世界在金融危機的長期調整恢復期，但是這個調整，雖然現在看不清未來的突破主線，但是現在確實孕育著很多可能的突破，包括有人說的工業革命，這種變化是存在的，我們和很多以往在下降過程中，比如80年代下降、60年代下降的國家相比，我們有一個好處，我們和新一輪的經濟周期的技術革命是重合的，中國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打破路徑依賴，可以利用這個周期，使調整變得好一點，使我們的調整和新的技術革命很好結合。外國人認為我們的經濟指標也不可理解，因為我們打破了以往的太多經驗，因為我們是混合的，我們是大國經濟。我的個人觀點我覺得中國的過程就像生孩子，在生孩子的鎮痛期，我們孕育了很長時間，但是鎮痛期剛好是脆弱期，新政府或者新的領導班子出來這十年將是一個新的平衡點。如果這個平衡點掌握不好，可能胎死腹中，弄好了，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從兩百年歷史看，我們如何看當前的趨勢。所謂的轉型期，如果再去盯短期的需求或者短期的政策，就容易失去方向感。這種轉型期要特別更長的距離。中央一個領導反復強調，這時候一定要用一百年、兩百年的視角去看中國的未來，不要整天盯著短周期，我覺得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看不清楚，要從歷史中找經驗，如果盯著現在的財政政策，會感覺沒有出路。

　　下面強調一下轉型到底怎么走。剛才說了轉型的趨勢已經來了，但我們是一個特殊的趨勢。未來的轉型要怎么走？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問題導向，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挑戰，這是務實主義的做法。第二種，目標導向。         

　　問題導向，這是十八大報告以前在全社會各個機構做了大量調研，我們歸為五大挑戰。

　　一個是宏觀經濟，總結的經驗里這一條也很重要，但現在最大的挑戰是日本的教訓，拼命的用宏觀經濟往上靠，最后泡沫刺破，跌落20年。但是拉美這些國家，僵化政策，不調政策，放縱經濟，使經濟塌的很厲害，政府信任完全失去，要反復調整，既怕泡沫，又怕跌下去。第二，連平老師剛才也講了，影子銀行是一個創新，但是中國現有的影子銀行的核心是規避現在的管制，比如規避現在的貸款規模等等，做了很多金融創新其實就是這樣。所謂很多的信用，背后有積極因素，但是背后的風險也很大。我們長期是跟隨政策的，舉手，同意；不同意的，就說“NO”。經濟增長對全球的影響，我們的一舉一動對全球的沖擊很大，這時候不能做“NO”，國際社會希望你提提案，希望你有解決問題、提出問題的方案。這時候，我們以前的跟隨戰略都不適合了。另外產業鏈，低端受到低端國家的擠壓，高端升不上去，怎么處理這個問題。改革，下一步啟動什么，改革的共識怎么形成，由什么推動改革，爭議也很大。 

　　第四，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網絡化的社會，人們對信息知情參與要求很高。這是處理問題的導向。

　　目標導向，這是我自己琢磨的一張圖，我們確實要處理這些問題，但是在歷史上我們前兩次技術革命都失之交臂，都沒有趕上機會，這次我們能不能和未來的趨勢掛上鉤，要有所對接，如果不對接，我們可能解決了中國的問題，但是可能失去了世界的趨勢。未來信息化社會，包括現在的3G、人工智能、量子，完全改變了原來的地理空間的距離，改變了工業化模式，我們可能是一種分散化、多極化、個性化、網絡化整合的特點，如果這樣一種特點出來以后，我們的產業轉型怎么和它結合？我們一再強調強國，制造業未來怎么搞？這都提出很多的要求和挑戰。 

　　處在當前的實點上，我們有幾個大的領域確實需要關注。

　　出口動力、傳統產業、戰略新興產業、內需潛力，這四個重大問題可能引導出來產業轉型的特點。

　　出口動力：中國有一個特點，過去30年，動力在于出口，用出口帶動工業化，用工業化和聚集效應帶動城市化，所以出口是第一動力。現在我們如果轉換結構，要看我們的動力，經常去企業調研會發現，現在的勞動力成本很高，我們和全球比較，正式職工勞動的綜合稅負，包括企業和自己承擔的，應該是42%，這個比例是什么意思？基本上是OEC國家里最高的水平。如果嚴格按照國家《勞動法》的規定去做，勞動稅負很高。今年FDI一直在負增長，已經有產業轉移的性質。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降幅也很明顯，2011年，貿易費用的增速是1.5%，剛才連老師講到，有一個差別，在德國和日本最高期達到12%、13%，10的水平就下降了，美國最高達到22%。美國曾經的市場貿易份額占的很大，中國會是美國的形態嗎？還是日、德的形態？如果是日、德的形態，我們的空間就不大。如果是美國的形態，我們還有很大的出口增長空間。我們既有美國的潛力，但現在如果這種潛力在于我們的體制變化和優勢轉換，如果轉換不過來，就是日、德的結構。

　　從全球來看，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出口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國外的創造。出口看起來很多，但是我們的增加值都是在國外創造的。

　　現在大家討論很多的問題，中長期的問題，貿易競爭力到底怎么樣，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感覺到，分析外貿，95%的人預測都不準。短期預測，其實誤導性很強。大家都在追問，到底未來的出口是不是看增長力？取決于競爭力怎么樣。對競爭力的衡量，全球有很多爭議。比如以前有顯性優勢，但現在不怎么用了。我們這里有兩個市場上比較流行的方法，出口競爭力最近確實有下降的態勢，從隱蔽模型看，也表現出周期的出口競爭力下降。說的很悲觀，目前來看評估全球出口，其實在市場規模、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產業配套方面，其實還是有優勢的。下一步的“轉”就是和這個趨勢結合。從2010年、2011年來看，國際上領先的技術突破，在國外沒法實現產業化，在中國可以實現產業化。技術突破的率先產業化，我們有強大的內部市場在支撐。我們不要試圖所有的東西都去做技術前沿，但追趕技術前沿，如果在新技術的專業轉化上，抓住中國的特殊優勢，是可以和高端人才的升級結合的。因為現在很多大學生給上過小學的小老板打工，人才結構的錯位和這個升級是有優勢的。

　　傳統產業，總體上工業化是有固定的工作量的，就像買房子、裝家具，不管以后怎么折騰，裝修就是這些事，工業化本身是有一個大的穩定規律的。工業化結束以后，很多需求空間下降，房子、鋼鐵、水泥都會下降。從歷史經驗看，大概在1-1.5萬美元之間，城鎮化率達到60%，工業化會感到鋼鐵、水泥、電力等等的峰值逐漸往下走，這是一個大的規律。

　　中國在傳統的工業化增長里，就有需還空間的壓縮問題。我們預測鋼鐵行業在2015-2018年，絕對的峰值一定會出現，那個時候鋼鐵的空間在哪里？另外，水泥，我們的推測是2015年水泥的產能峰值應該出現。電力、汽車是稍微晚一點。傳統的工業化需求和大產業已經沒有路可以走了，要么就是下一步怎么走，拓展外部空間，外部的新興工業化市場，比如和印尼或者其他非洲國家對接，或者和新的產業模式轉型，這是兩條路，必須轉，如果按住這條路，沒有空間。

　　當然，很多人關心房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一直在預測房價。我們不要談那么多理論和曲線，我們回到問題的本源。到底需要多少套房子？街上老大媽就會問到的問題，到底需要多少房子。我們通常判斷，認為房地產還是春天的人，一是城市化率很低，第二，人均居住面積還很低。

　　如果人均居住面積往上走，城市化率往上走，房地產的潛力空間很大。大家的依據是這個。但事實是不是這個？ 我們還是回到一兩百年的歷史看，發現房地產住宅建設的高峰期就是伴隨高增長，在1-1.3萬期間，房地產高增長結束。另外，由人口結構，也就是20-50歲的峰值，這兩個因素比城鎮化率和住房高增長更準確。20-50歲的人口峰值在后20年，哪個先出現，峰值就會出現。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這些國家在建設峰值的時候，GDP大概是1萬多一點，不太偏離，但是城市化率差很多，城市化率是一個不可靠的指標，日本官方認可的城市化率是66%。

　　日、韓、臺灣的變化規律也是，那個階段結束以后，住宅投資會明顯降低。住宅面積，人均住宅面積和自然差異、歷史各個方面的影響很大，各個國家的差別很大。不是按照全球的平均住宅空間來計算。

　　除了看城鎮化和住宅面積外，這兩個因素是次要因素，更要看發展階段和所謂的人口結構。

　　房地產投資高峰期在2015年左右，現在是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房地產投資增速會明顯下降。

　　新興產業，東北證券還給我一個任務，談一下短期的行業缺點問題。很多新興產業已經接近世界的技術前沿，包括ICT領域、生物、燃料、基因、新能源，回到很原本的問題，新興產業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形成期、成長期、成熟期。如果政府的政策或者體制調整和新興產業發展的歷史規律不匹配的話，往往會扼殺新興產業的創新。在歷史上，德國、美國等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教訓和經驗。但總體上，我的看法是，中國確實有條件做，但要處理好三個關系：一是新興產業里純粹的新興部門有一些，但不多，很大一部分是以前的傳統產業部門有很大聯系。通過這30年的發展，傳統產業影響力很大，而且在一些部門、地方的格局都很大，包括技術路線的選擇，都有很大的影響和破壞作用。前一段時間，我們討論新能源汽車，我們的主管部門在很長一段時間就犯過這樣的錯誤，試圖主導技術路線。第二要處理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系。處理好這三個關系，新興市場才有大的突破。 

　　如何理解“六個最”。

　　1、擴大內需是最大的結構調整。2、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最主要的來源。3、服務業是最大的就業容納器。4、城鄉差距是中國二元結構和最大的差距來源。5、城市內部二元是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問題。6、改革是最大紅利。

　　其實內部是有邏輯的。我們要搞城鎮化，城鎮化兩大動力：一個是縮小城鄉差距，讓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第二，存量的二元，城市的二元往往不是城市原有居民的貧富，而是原有居民和新進民工。人口聚集以后，亞當私斯密說規模決定市場，市場決定分工，分工決定產業，只要人口聚集了，分工就會改變。進城的人有職業了，就不是拉美化的進程。城鎮化還有很多投資空間，要打通這一串邏輯，我們需要改革。因為現在城鎮化質量和水平，比如過去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就用改革這條線來創造條件、打通未來的“十二五”、“十三五”的邏輯。

　　過去30年，我們城鎮化是由出口帶動工業，工業帶動城鎮化。因為有工業出口，有活干，農民工進來了、考大學的進來了，找到職業了、把老人、孩子接過來了。下一步，我們出口下降，遇到幾個方面的擠壓，就需要靠城鎮化自身作為原動力。以前城鎮化是一個結果，現在我們要把它作為原動力，我們要改變原來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之間的邏輯互動變化。

　　我們的動力在哪里？現在和地方政府談城鎮化，除了賣土地，我們的錢從哪里來，我們的需求從哪打開。

　　第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帶動作用。從2008年到2011年，我們每年都在全國做大型的農民工調查，問卷包括1萬份，我們掌握的資料比較全。現在有2.5億的農民工進城，穩定就業的有1.5億人左右，掙4000塊錢，正常應該花掉3000塊錢，但是農民工掙4000塊錢，只花七、八百，而且沒有一個地方把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的對象。存量，真正的城鎮化率只有35%。如果把這個地方做起來，會產生初始動力，如果能夠做起來，對GDP的拉動在1個百分點。

　　第二，城市群布局展望。人口要進一步聚集。城市群之間的結構性打通，配合城市群的建設，有很大的聚集和基礎設施的能力。

　　第三，智慧城市。信息傳統方式的改變，所謂的家電革命，放在家里的電腦以外，其他的設備都要換一遍，這是我們看到的動力空間。但是城市化內部的結構僅靠這三個還遠遠不夠支撐，還需要有更多的改革。我想，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說十八大已經過了，就盼“三中”了，根據傳統歷史來看，“三中全會”會有很多改革，但是城鎮化的問題會加速，不會等“三中全會”了，就會有新動作來推動這件事，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農村的組織政策干預、地方稅費問題。剛才連平教授說的比較悲觀，我們的了解，它是作為政治的加分項，而不是政治的減分項。怎么做好增減的平衡，我們剛才強調中央和地方最大的問題是所有的利益目標都不一致，想說的和想干的不一樣。改革地方稅的問題，布只是調整房地產，要讓大家往一個方向使勁。

　　重點制度配套：土地及整地制度、地方財稅制度、國民省份及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工市民化、收入分配改革、智慧城市。

　　應東北證券要求，我還要說一下短期行業視角。就像坐火箭一樣，我是在外太空飛回來的。我們有一個行業監測運行跟蹤體系，我們跟蹤了48個行業，整個行業的景氣狀況是略有回升的，往常的五年是一個爬升的過程，未來是往下走的過程。從這48個行業擴散指數剛剛接近50%左右。目前還是很脆弱的狀況。 

　　從我們監測的產業來看，并不樂觀。說明2011年的產業擴張太厲害了，現在去庫存還不足以把產能喚醒。產能的調整和去庫存的調整和以往出現了一定的差距。我們的鋼鐵產能、汽車產能、電力產能還處于比較低的狀況。從行業監測的解釋狀況來看，上游行業目前整體景氣度比較低，中游的一些行業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的小復蘇，我估計會對未來有一些帶動。從現在觀察的去庫存產能結束以后，雖然去庫存的過程中，可能會帶動一些產業，食品制造、化學原料、電力、煤炭，建筑業最近有一些復蘇，可能會對其他產業也一些拉動。

　　目前中國的大勢確實處于短周期的小復蘇階段，但是周期的大勢是下移的，在這個過程中，宏觀政策的方略是在尋找新平衡，所謂經濟結構調整的策略是在找新動力。所以，這個過程不管從宏觀政策來說會很謹慎，不會大放，不會大收，從微觀企業也需要調整。我一直不太喜歡聽“政策勢”這個詞，未來企業的預期要變，不要說政策決定市場，未來政策勢的趨勢會下降，在百年大轉型時期，我們都需要調整自己的行為，重新找平衡點、重新構建自己的利潤點函數、重新構建生產函數，才會在新的轉型期找到機會！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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