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蔡宗琦 申屠青南(微博)

　　“27年，一個人能有幾個27年？”2011年11月，當經濟學界將極具分量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第四屆獎項頒發給“價格雙軌制”時，提出雙軌制時年僅30歲、領獎時已近耳順之年的華生無限感慨，“到我們這個年齡，領過的獎還是有一些的，但是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是我最看重的，因為它是國內第一個由學界廣泛參與、自由提名、民主投票產生的獎項”。

　　從提出雙軌制，離開學界被迫下海，到再次回歸本行，華生的27年看似轉了一個圈，但“學術情懷從未離開”，因為“我只是一個學者”。

　　“我其實是一個挺叛逆的人”，在常人眼里總是文質彬彬的華生表示，自己的命運是“被時代推著走”的，修養與平和是風浪打磨出來的。正因為身處一個風云際會的大時代，做了幾十年的研究，“其實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設計過渡機制”。雙軌制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橋梁，股權分置改革是資本市場邁向市場化的樞紐制度，下一步是如何才能實現發行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

　　“批評總是容易的，但轉型社會更需要的是可行和建設性的制度設計�！�

　　莫干山時代：一戰成名

　　“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正在這里召開。圍繞價格改革，會上旗分三色，勢成鼎立”

　　華生至今珍藏著1985年4月的《中國青年》雜志，在那期刊物上，有一篇對華生的專訪。

　　文章的標題是《到2000年我46歲》，從版式到插圖，毫不掩飾屬于那個年代的朝氣。文章是這樣開頭的：“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正在這里召開。圍繞價格改革，會上旗分三色，勢成鼎立”。

　　莫干山會議氣氛之激昂可見一斑。所謂旗分三色指的是莫干山會議上針對價格改革的三種截然不同的方案。

　　1984年9月，正值中國從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轉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前夜——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取得空前成功，城市經濟改革序幕已拉開，勢不可擋。改革的好處開始顯現，但改革的困難和弊病還沒有被人們感受到，決策層正在醞釀和交換意見，準備一個月后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其中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這被鄧小平認為是講出了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突破。

　　莫干山會議選擇在此時召開，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圍繞金融體制改革、沿海城市對外開放等八大核心議題展開討論，為首的正是迫在眉睫的價格改革問題，核心是如何讓計劃經濟之下嚴重扭曲的價格體系穩步轉向市場合理定價。

　　會上，青年學者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解決方案，分為三派：調派、放派以及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杰等人提出的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思路。

　　由于觀點完全不同，會上“板磚”與“鮮花”齊飛，甚至發明出掛牌辯論的方式，挑燈夜戰。當年剛過30歲的華生也不例外，“當時參會的都是年輕人，意氣風發，思想單純，得理不讓人”，他后來并不諱言，年輕氣盛的自己“得罪了不少前輩和同仁。”

　　經過連續幾天幾夜的激烈辯論，華生等人的方案脫穎而出，他們提出了放調結合、走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建議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從計劃體系向市場價格體系的過渡，由華生執筆的報告也作為會議的主要成果之一上報中央。次年，在得到中央認可后，雙軌制方案正式實施，從而影響了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和路徑。

　　27年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評價雙軌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價格改革發揮了理論引導和政策推動作用”。

　　彼時，華生和他的同伴們都只是中國社科院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

　　莫干山會議后榮譽接踵而至。華生受命參與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的工作，直接參與了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1986年，華生因“微觀經濟基礎的重新構造”一文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在這篇文章中，華生等人首次提出設立國資系統專管國有資產，但他們當時提出國資系統應該讓政府成分淡出，不按行政區設立，廢除任命制，競聘企業經營者。上世紀90年代股市設立后，他又進而提出通過資本市場，讓國資委的股權通過資本化方式得到社會化多元管理。

　　論文成稿后，華生又奔赴沈陽、重慶、南京、武漢等改革試點城市，組織、協助資產經營責任制的試點和實驗。他們的這一觀點影響深遠，與日后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改革以及國資委的成立，都有著前后相承的理論關系。但讓華生等人頗感遺憾的是，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

　　作為青年學者，當時的華生可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股權分置改革：回歸學界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解決股權分置問題，已經是社會的共識；當斷不斷，反受其亂�，F在是啟動股市改革攻堅戰的時候了！”

　　隨后幾年，華生的命運悄然轉彎。

　　由于雙軌制在實踐中產生諸多問題，提出雙軌制的華生等人自然成為“大家集中批評的靶子”。1988年華生赴英留學，后應聘劍橋大學，逐漸遠離了學術界。幾年后，華生回國，卻因“逾期未歸”等理由被原單位除名，“被踢下�！�。

　　下海初期，華生搞過養殖、賣過火鍋、辦過學校、開過書店，“不是被人騙了就是自己賠了”。下海后的七、八年中，華生基本告別了他最熱愛的理論研究。他似乎被摔打成了一個純粹的商人，但其中的艱難沉浮，冷暖自知。對于這段歷史，時至今日，華生在采訪時仍數次躲過記者拋出的問題，說自己又沒做成什么大企業，輕描淡寫“不愿渲染”。

　　雖然未再潛心研究，但他清楚自己的心從未離開，他說自己“賊心不死”。

　　1996年初，中國股市已走熊三年，許多股票已跌到極點。春節過后，股市連連跳空高開，在宏觀利好政策接連不斷的刺激下，股市牛氣沖天，從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證綜指漲幅達124%，深成指漲幅更是達到346%，漲幅5倍以上的股票超過百種。年末，管理部門緊急出手，連續發布了后來被稱為“十二道金牌”的規定，希望就此拉住股市這頭瘋牛。

　　面對自己完全看不懂的中國股市，華生的學術好奇心蠢蠢欲動。經過一年多的觀察和研究，他醞釀了回國后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正面提出后來眾所周知的股權分置改革問題。

　　1997年夏天，華生去看望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教授時順手帶上了這篇新作，劉國光讀后頗為欣賞，便推薦給一本學術刊物，但對方僅發了一篇要文預告就惹來了麻煩。不得已，除了將A股市盈率高低取決于流通股含權系數大小的一段發表在《證券市場周刊》上外，華生只好化名“清風”將文章主要部分換了題目發表在《經濟研究》上。文章發表后，沒有在理論界或證券界引起任何反響。

　　而此時中國資本市場正在醞釀變化，各方有識之士對股權分置問題的爭論日漸發酵。2001年國務院正式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拉開了國有股市價減持的大幕。

　　辦法公布之時，華生正在杭州出差，工作之余一邊沿著西湖散步，一邊構思“漫漫熊市的信號——國有股減持暫行辦法評析”一文，他認為國有股市價減持動搖了原先流通股估值含權定價的基礎，中國股市短期或有震蕩，中長期必踏上漫漫熊途。文章寫好后，他投稿給幾家有影響的媒體，但均石沉大海。

　　2001年，為股改破題，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牽頭，多部委聯手召開討論會議，首次會議并沒有邀請華生出席。但一位看過他文章的領導說應該通知他來參會，華生借此重新回到學術研究一線，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與中國證券報(微博)結緣，開始了多年的合作。

　　此后幾年，股改艱難推進，進入2005年，股市陷入泥沼，各種救市措施失效，股指連續下挫跌破1200點，A股流通市值萎縮到1萬億元關口。

　　此時，包括時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和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都在公開場合大聲疾呼推進股改，可以說，股改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2005年2月，《中國證券報》刊出華生的“中國股市面臨大變革”的萬字長文，堅定地為股改鼓與呼。文章在2月2日頭版通欄刊出，文章提出受股權分置傷害的已不僅僅是流通股股東，還包括國有資產與社保基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解決股權分置問題，已經是社會的共識”，“當斷不斷，反受其亂�，F在是啟動股市改革攻堅戰的時候了！”

　　時至今日，說起股改，仍有不少人提到華生和他的這篇文章，這篇文章與此前劉紀鵬(微博)、李青原、李振寧、林義相(微博)等一大批專家的鼓與呼一道，對推動市場達成共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005年的4月29日，國務院決定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

　　隨后的五一長假，華生因病住院，但他硬是吊著大繃帶寫下“市場轉折的信號——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方案評析”一文，指出中國證券市場走到了與4年前國有股減持時相反的歷史轉折點，牛熊轉換已經近在眼前。該文于5月10日在中國證券報頭版通欄見報。

　　不久，隨著股改推進，A股果然如旱地拔蔥，用一場轟轟烈烈的牛市印證了華生的判斷。

　　二次股改：重操舊業

　　“發審制度改革牽一發動全身，因此需要整體規劃，全面推進，審批制向披露制轉變的樞紐是啟動三個相互關聯的核心環節”

　　親歷和見證轟轟烈烈的股改，讓華生重新回到學界的視野。雖然他沒有正式的身份，也不依附于任何一家研究機構，但骨子里，華生始終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學者，他經�！白约航o自己布置研究選題”，自掏腰包去田間地頭或生產一線調研，從土地問題到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在不同的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

　　2012年，當中國資本市場再次走到變革關前，需要重新推出“二次股改”的時候，他又一次坐不住了。他認為管理層應該醞釀一場新的綜合變革，“我最近寫了一篇關于市場變革的大文章，準備給過渡機制提供一些新思路”。

　　在他看來，2007年后股市泡沫破滅后，許多原本被股權分置掩蓋的深層次問題逐步浮現。市場結構扭曲和投機炒作在創業板推出之后，更加凸顯和尖銳；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投資者與融資者之間的利益失衡升級。“所有這些都預示著，繼股權分置改革之后，中國股市下一個也是更核心的制度變革即發行審批制度的整體性改革攻堅，已經不可避免”。

　　“前幾天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出‘不審行不行’，引發市場大討論，這也是發行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其實‘不審’是大勢所趨，但從‘審’到‘不審’，需要進行怎樣的制度設計才能平穩過渡？這是從“審”到“不審”改革的關鍵”。

　　對于市場上對發行審核實行注冊備案制的諸多建議，華生表示，如果一下放開審批，將是“拿門板夾病人”，改好了股市弊端卻“夾死了病人”，可能會導致市場大幅波動，這是股民和管理層都不能接受的結果；如果只是技術性調整，不觸及審核體制的核心，甚至使用行政手段抑制三高等市場扭曲等深層次的問題，則會積重難返，危害大矣。

　　這篇獨家向中國證券報供稿的兩萬字長文分別于4月12日及4月16日刊出，華生“重操舊業”，為發行審批制度從審核制轉向披露制設計了一整套制度設想。

　　“發審制度改革牽一發動全身，因此需要整體規劃，全面推進，審批制向披露制轉變的樞紐是啟動三個相互關聯的核心環節”。

　　對于發行制度審批這一難題，華生建議，首先放開再融資發行，使再融資發行市場化，其次則是退市制度與資產重組政策的再設計，最后才是市場議論最多的新股發行審批制轉為披露制。

　　對于最難改革的新股發行審批制度，華生認為其將“塑造市場的未來，也是審批制度的核心堡壘”，想要突破只能從多個方面攻堅，一是制訂規劃和全面修訂上市標準，從審批制轉為高門檻的披露制；二是建立基于信息披露和統一規則的追責制度；三是為上市公司及各類中介機構松綁、減負。

　　華生希望，通過循序漸進的步驟實現股票發行從審批制向披露制的轉變，“這是我國證券市場制度構造脫胎換骨的改革，是一場意義不亞于一次股改即股權分置改革的重大制度變革，它對于改變中國股市的扭曲結構、夯實價值投資基礎和長期健康發展，具有奠基性的意義。現在需要的是對規劃和方案的論證以及政府的決心和判斷”。

　　我是一個叛逆的人

　　“我只是其中比較幸運的一個人，大變革時代的許多機遇，不是努力就能碰上的”

　　“我骨子里是一個比較叛逆的人，大家看到我現在比較紳士的一面，都是歲月的磨煉，‘成熟’這個詞實際上包含了兩面�！睂τ谧约旱摹俺羝�氣”，華生并不否認，只是從小黑五類的自卑到經商的顛沛，讓他總有一絲淡淡的憂郁。

　　坐在記者面前的華生溫文爾雅，早已不是在莫干山上掛牌論戰時得理不饒人的年輕人。在經歷文革、下鄉、恢復高考、考研進京、出國留學任教、回國下海，做企業賠錢、賺錢后，重新以學者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華生看起來謙遜平和了許多，很多人對他的第一印象大多是“謙和儒雅”。

　　談到所謂的功成名就，華生也不再鋒芒畢露，“我只是其中比較幸運的一個人，大變革時代的許多機遇，不是努力就能碰上的”。

　　但是在某些場合，他依然會露出自己鋒利的一面。

　　一次公開論壇上，多位嘉賓發言后匆匆離席，華生當場頗不留情面地直言，“既然是論壇，就應該有對話有交鋒，講完話就走哪有一點學術討論的精神？這是時代的退步和悲哀�！�

　　還有一次論壇，一位媒體人士建議新股發行應馬上轉為注冊備案制，話音剛落，原本并未準備發言的華生當即舉手要來話筒開始辯論，你來我往的一場激烈辯論讓這場論壇“加場”三十分鐘，主持人甚至放下話筒圍觀爭論，令在場觀眾多次撫掌大贊。

　　這就是華生，對待生活，可以淡然處之；但對待學術問題，依然像孩子一般地較真。

　　在華生眼里，自己只是一個學者。“有人說我不務正業”，作為數家企業的掌門人，華生辦公室上下數層均是其掌舵公司的辦公地，但他羞愧地表示，一年都難得去其他樓層幾次，跟自己一起創業的同學才是真正的企業家，“其實我的主業是做研究，副業才是經商和辦學”，“我還是想回以前的研究單位上班”。

　　提及過去種種，華生說自己回憶但不留戀八十年代�！袄蠎涯钪惺兰o也沒有必要，雖然現在做研究世俗的氛圍濃了，誘惑更多了，但能否潛心和獨立地做研究依然取決于自己的心境是否安寧”。

　　1985年華生在接受《中國青年》雜志采訪時，曾經表示，自己一直記著拉法格回憶恩格斯時講的一句話：這個七十歲的老人，還有一顆童稚的心。

　　“這是我所追求的，人可以遭遇很多事情，但是沒必要變得滄桑，善意地去看待這個世界，可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也仍然可以像80年代一樣有朝氣。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27年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評價雙軌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價格改革發揮了理論引導和政策推動作用”。

　　華生履歷

　　華生，1953年生。1986年被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F任中國僑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僑聯副主席，燕京華僑大學校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華生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中三項重要變革(價格雙軌制、國資體制、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

　　1984年9月在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他參與提出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并被國務院采納。

　　1985年，以華生為首的研究團隊創造性地提出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建立國資管理體系，競聘企業經理人，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方案，向國務院專題匯報后，在全國組織了試點，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

　　1998年2月，華生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需要盡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復流通。

　　2005年，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并取得成功。他多次在股市的頂部或底部發出市場轉折的信號，被廣泛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2008年，華生與合作伙伴為紀念改革開放30年再次發表長文，認為中國下一個30年的制度變革已經從經濟改革逐步轉變到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實施農民工市民化的國家行動計劃成為從經濟改革向社會改革轉變的中心環節。

　　近年，華生主要從事土地房產、收入分配和社會轉型等領域的研究。

　　華生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1年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并著有由英國麥克米蘭公司出版的英文專著和《中國股市的經濟學思考》等書。

　　“不審行不行”，是發行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安粚彙笔谴髣菟�趨，但從“審”到“不審”，需要進行怎樣的制度設計才能平穩過渡？這是從“審”到“不審”改革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