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吳英案的二審判決結果，廣受爭議，各界人士都發出強烈呼吁，希望這位年僅31歲的原本色集團女老板能免于一死。2月初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年會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企業家和經濟界人士都在力挺吳英，北大教授張維迎在論壇演講中說：救吳英就是救自己。

　　2007年3月，吳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捕，2009年12月，金華市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吳英死刑。2010年1月，吳英向浙江省高院提出上訴，一年后，浙江省高院最終作出維持原判的裁定。

　　但社會輿論對案件的反應卻與四年前吳英入獄時有很大不同。當年的報道大多被冠以“非法集資鏈真相大白”、“刀尖上的舞者”之類標題，雖然也有對金融體制的反思，但這位曾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名列第六的最年輕女富豪，讓多數媒體覺得“罪有應得”。

　　而今，輿論面對同樣的問題突然轉向，不僅討論“罪不至死”，甚至討論“有罪還是無罪”。雖然此間有關于“銀監會關注此案”和“十幾名東陽市政府干部聯名寫信，要求判處被告人吳英死刑”的傳聞，但從浙江高院的最新解釋及對吳英案的調查和梳理來看，吳英的犯罪事實基本屬實。

　　吳英少年得志，20歲開始白手起家開設美容院、服裝店等，25歲就積累了2500萬元身家和較為廣泛的人脈。之后，吳英的生意進入高速擴張，創立“本色集團”進軍酒店、房地產、廣告、物流、裝飾等多個行業，甚至涉足期貨、擔保等金融領域。

　　事業的快速擴張一定帶來資金需求，在中小企業融資難和浙江民間融資發達的雙重背景下，借高利貸是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必然選擇。吳英的悲劇在于，當出現經營困難時，沒有及時收縮，而選擇“借新還舊”——這就不免要靠“扮富”和“兌現老債”來維持信用，最后等到資金鏈斷裂，自己就成了浙江的麥道夫（華爾街的龐氏騙局者）。

　　但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吳英趕上了房地產泡沫、踩準了上市潮，成功地增值資產并套現還錢，那她還是不是一個罪犯？或者，如果吳英案發在去年，她和諸多民間借貸者一樣跑路或“多次自殺”，她還會不會有今天的下場？再或者，如果民間借貸早放開早規范，吳英是否還會走上犯罪道路？

　　浙江高院在全國的輿論監督下想必左右為難，但最后做出了維持死刑的判決，一定也有確鑿的證據和法律條例的支持——按目前的法律，吳英不僅有罪，而且適用死刑。

　　問題是，適用死刑和必死是兩個概念，且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中，也有“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的言論。我們不知道“吳英案”這種受爭議的犯罪，為什么是“必殺”。當今社會中，涉案金額堪比吳英的經濟犯罪，不殺判例也可信手拈來。

　　中國億元貪官排行榜中榜上有名者，大多免于一死：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伙同他人挪用公款4.82億美元，判有期徒刑12年；原廣東中山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和法定代表人陳氏夫婦，挪用公款4.2億元，分別判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4年；原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負責人石雪，貪污公款2.6億元，被判死緩；解放軍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索賄、受賄1.6億元，判無期徒刑。甚至，當年因走私和偷稅涉案金額數百億元而潛逃加拿大的賴昌星，在引渡回國時也被承諾免死。

　　中國的刑法已經在向“經濟犯罪不適用死刑”的方向修正。在2011年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中，已經取消了對走私、票據詐騙、虛開增值稅發票等13項經濟犯罪的死刑。更早以前，今天看來是正常商業活動的行為，不僅被定義為“投機倒把罪”，而且可以被量以死刑（最后一名以“投機倒把罪”被除以死刑的鄭樂芬，也是浙江人）。

　　中國近幾十年來社會發展迅速，許多觀念和行為都在出現迅速變化，而法律的適應能力卻明顯不足，在原有社會背景和意識形態下建立的司法體系，不斷與當今社會的現實發生沖突。

　　在這種局面下，當權者應該視沖突為機遇，積極更新司法解釋、甚至修訂法律，以促進司法進步。回想2003年發生在廣州的孫志剛案，最終促使政府取消了全民憤恨的惡法，結束了嚴重侵犯人權的“三無人員”收容制度。

　　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稱，目前全世界有近百個國家取消了死刑，2009年亞洲地區除了中國外，只有7個國家執行了26例死刑，而中國一年被執行死刑的人數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

　　是否要取消死刑是個復雜的問題，但在吳英的案子上，如果需要通過消滅肉體來維護某種不合理的金融秩序，那真是社會的悲哀。我們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先留下吳英的性命，讓社會有足夠的時間，來討論吳英該不該殺，來思考法律是否該給活著的人留下更多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