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新浪財經 子強攝)

　　新浪財經訊 為剖析2012年經濟和政策前景及相關投資策略，國金證券于2011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在上海舉辦“國金證券2012年度投資策略會”。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報告中提出，中國總合生育率是1.4，是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人口結構上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這導致勞動力供給呈現不足，與產業(yè)需求形成矛盾。從各個方面來看，中國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因此政策能否正確應對，將決定未來經濟的發(fā)展。

　　以下為發(fā)言實錄：

　　蔡昉：大家下午好。接下來我用一點時間分享一些我們的研究結果。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未富先老特征和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對中國長期的經濟發(fā)展會有影響。從而對投資和宏觀經濟周期性也有影響。我是站在我的角度，從比較長期的角度來談，可能會對大家自己的工作有一些幫助。

　　我想把未富先老的特征和中等收入陷阱結合起來。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第一次世界銀行在一個報告當中，他四年給東亞做一個地區(qū)報告。07年的報告叫做東亞復興，但是在這個報告當中，他預見到東亞可能會復興，會回到歷史上輝煌的地位，但是他也提醒，東亞有中等收入國家，還有相當多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個時候最容易有經濟增長的麻煩。一個通常的表現就是像拉美國家一樣，像亞洲的菲律賓、馬來西亞這樣的一些國家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近，去年世界銀行行長來中國，見到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最后決定和中國政府合作做一個改革發(fā)展的思路性大報告，其中也是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為主題的。因此他成為我們現實的一個考慮。說中國有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可能性。如果講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們應該怎么做？

　　我們先來看一看中國現在處于什么樣的階段？最近，國際上有兩個研究。研究的是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什么時候速度會減下來。這兩個研究結論不一樣，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人均GDP到某一個水平上，你的速度會減緩。左邊這個部分我稱之為低減速點。王慶的研究是說在人均GDP7000美元的時候，這個是按照購買力評價測算的，至少我們現在的水平要乘二，或者是更多，他認為在7000美元的時候，GDP增長速度要減速，通常至少要減速2.8個百分點。右邊是高減速點，是人均GDP在1.7萬美金時減速。這兩個差距比較大，但是都是用購買力評價計算。這樣的結果是說，我們按照這兩個口徑測算，大概我們應該是在人均GDP9000，甚至是一萬以上。我們正好在減速區(qū)間內。所以從經驗上來說，我們潛在的是有可能減速的。

　　那么減速是怎么減的呢？我們先來看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我們的GDP增長速度平均每年9.9%，他是靠什么推動的？我們看到最大的貢獻是資本的投入，它的貢獻達到了71%。第二塊是勞動，簡單勞動力的投入貢獻了8%。第三塊是人力資本的貢獻，也就是勞動者的教育水平貢獻了4%。剩下的，我們知道在做增長模型當中叫殘差。我們又把其中提煉出一塊叫人口撫養(yǎng)比，就是我們把依賴型人口放在分子上，勞動年齡人口放在分母上，如果說這個撫養(yǎng)比例值在下降，說明我們的人口結構越來越有生產性，勞動力多，負擔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充足率高，這叫人口功率。他貢獻的是7%，剩下的還有10%的貢獻叫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來自于一個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勞動力從農業(yè)轉向非農產業(yè)。一個是微觀上向管理、體制進步等方面的貢獻。這是我們過去所經歷的發(fā)展因素。

　　未來，我們看一看世界銀行的估算結果。他們是估算中國不同時期的潛在增長率。第一個圖是1978-1994年，那個時候是9.9，第二張是1995-2009年，是過去一段時間，他們估計是9.6，這也差不多，他們算的是2010-2015年，大致相當于我們的十二五時期，他說中國減速要減到8.4，再往后，2016-2020年大概相當于我們的十三五期間，他說中國經濟要減速到7%。大家看減速是由什么構成的？從早期的時候，淺藍色上面的部分是就業(yè)增長。也就是說，勞動力充足，就業(yè)增長對經濟增長貢獻占到1/3，第二個時期就業(yè)增長這一部分只占到1/9了。到十二五時期，這部分微不足道，到十三五時期他變成負的了。和我們看到的說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得人口紅利消失是基本一致的。

　　這樣我們就會看一看，中國的人口怎么變的。它的未富先老特征是怎么形成的？這是我們生育率下降的趨勢，通常我們把一個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量叫總合生育率，總合生育率表示我們一個國家高低的一個主要的指標。通常，我們把2.1叫做替代水平。我們想說一個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在中國的婚姻制度下，我們一夫一妻制，所以一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等于一對夫妻的孩子數，要達到2個，才可以不增不減，孩子是有一點磨損的，所以2.1是替代水平。高于這個水平叫高生育率，低于這個水平叫低生育率。我們看這個趨勢是怎么變的，第一個是中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下降到今天，到了最近這幾年，中國的綜合生育率是1.4，是非常低的。第二個信息是說，我們下降最快的時期是在70-86年，我們知道80年我們才實施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就是說生育率的下降是和經濟社會發(fā)展各種因素下降，不僅僅是政策因素。因此從這個上來說，未來我們調整政策人們也不見得要生。第三個信息，我們看城市和農村的人口生育率下降是有一個時間差的，也就是為什么今天我們城市需要的勞動力都是來自于農村的農民工的原因。這是人口轉變，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趨勢。

　　現在我們總合生育率是1.4，這是什么水平呢？世界平均水平是2.6，發(fā)展中國家是2.5，發(fā)達國家是1.6。這里面我們沒有加上最不發(fā)達國家，最不發(fā)達國家應該更高。也就是說中國和誰比都是低生育水平的。我們都知道日本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齡少子化國家，但是去年日本的生育率是1.39，四舍五入之后和我們是一樣的。因此我們是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了，而且持續(xù)了多年。

　　這種低生育率是我們預測人口最主要的指標。因此這種低生育率我們可以看到2030年前后我們達到人口峰值14.37億，在這個水平上達到頂峰之后開始減少，因此我們見不到15億，更見不到16億。在這樣的前提下，在期間一段是2002-2022年之間，我加了一段，這條粉色的線是勞動人口每年新增量，大家可以看到是每年減少。到2015年前后是0增長，而2015年之后就是負增長。意思是說，中國的勞動力年齡人口，到2015年就到頭了。在這之后就是在絕對意義上的減少，和我們想象的中國人口多，勞動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不一致的。我們的人口預測就是這樣的結果。

　　相應的，勞動年齡人口，非勞動年齡人口構成了人口撫養(yǎng)比，人口撫養(yǎng)比下降是好事，迄今為止我們一直是在享受人口紅利。但是我這里提供了三個結果，有官方的，有學者的也有聯(lián)合國的預測。從今天開始到2015年人口撫養(yǎng)比降到最低點，隨后就迅速提高。也就是說到現在我們還享受人口紅利，但是一兩年之后人力紅利停止，再之后就是人口負債。也就是說人口結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負的。

　　有一些同志關注這個事，有人講說，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會持續(xù)很長的時間。他跟我的差別在哪里呢？我認為人口撫養(yǎng)比下降的過程就是人口紅利產生的過程。到了底之后他一上升就沒了。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人口撫養(yǎng)比在于他低不低，你假設中國在90年代的時候，人口撫養(yǎng)比已經降在那里的，他回升的時候，他還要一段時間，那一段時間也是人口紅利的時期。我認為這是想當然的，我是這樣回答的，用人口學回答不了人口紅利。因為沒有人口撫養(yǎng)比的下降過程，你的資本投入之后就會遇到遞減現象，你沒有所謂的源泉。所以我定義為2013年，有人說是2030年。

　　中國的特點不在于老齡化，而在于未富先老。這是中國和發(fā)展中國家人口結構的比較，藍色的是中國，右邊是發(fā)展中國家。我們看到發(fā)展中國家按照年齡來看，他還是人口金字塔，而我們越來越像橄欖型，也就是說我們是發(fā)展中國家，但是我們比其他法真要老的多。具體的數據就是說，發(fā)展中國家不包括中國的情況下，平均65歲以上人口比重，去年是5.3%。而中國我們正好做完了六普，是8.9%，比人家要老的多。這是我們未富先老的特征。

　　未富先老的特征，我自己認為這和中等收入陷阱有非常深的邏輯和聯(lián)系。歷史上也有歷史聯(lián)系。我們首先看邏輯聯(lián)系。這張圖，大家先不看圖片，先看那條曲線，那條曲線看起來很簡單，但是是一個很復雜的計量模型。他觀察上世紀1970年之后，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速度，他假設有一個橫坐標，橫坐標是收入從低到高排列，縱坐標是增長率。就可以看到各類國家都是怎么增長的。結果他發(fā)現這條微笑曲線，或者是U型曲線，他認為低收入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當中獲益很好，經濟增長表現很好。富裕國家也是這樣。而中等收入國家處于底端。我們用這兩個畫面來解釋，我們先看發(fā)達國家，以美國為例，美國是資本充足，資本市場發(fā)達，技術、創(chuàng)新都在最前沿上。因此，他的增長就是世界技術在進步，技術向前長一分，它的經濟就向前進一尺。所以當喬布斯站在臺上說，這是ipad，第二天全世界的蘋果店都排隊。因為他在技術創(chuàng)新前沿上，他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當然在全球化當中獲益。另外一張圖是中國人把美國的蘋果實現了，我們是低收入國家，因此我們的勞動力豐富，勞動力便宜，我們把任何勞動密集型產品都生產到極致，讓它成本最低。因此我們可以打敗全世界所有的競爭者。因此在全球化過程當中，我們同樣是獲益者。處于發(fā)達經濟體和不發(fā)達經濟體中間的中等收入國家，是哪一個比較優(yōu)勢都不那么明顯，因此相對來說，他們處于一種真空狀態(tài)，這也是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種邏輯的解釋。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么呢？我們遇到的問題，為什么我們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就在于說，我們未富先老，先老意味著我們勞動力不足，即將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優(yōu)勢。未富是說，我們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我們的技術和資本的豐裕度不夠，我們不能在新的領域立刻獲得比較優(yōu)勢。因此舊的比較優(yōu)勢喪失，新的比較優(yōu)勢還沒來，我們是典型處于比較優(yōu)勢真空狀態(tài)。當然這個過程不是那么快發(fā)生的，但是邏輯上是有這樣的問題的。

　　因此我們看到我們先老造成的成果，勞動力供給開始不足了，但是還有勞動力需求。因此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勞動力不足產生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過去我們稱之為印證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最好案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發(fā)展時期，我們有無限的勞動供給，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你可以用固定不變的工資把他們吸引來。但是人口結構變了，而經濟增長還對勞動力有需求，供求關系變了，工資必然上漲。這里我用幾個工資都證明了2003年之后，中國的各行各業(yè)的工資都是以每年兩位數的實際上漲在提高。這里我用了制造業(yè)、建筑業(yè)，把農民工工資單獨挑出來，農業(yè)當中也有雇傭工人，是按天結算工資的，還有規(guī)模化的養(yǎng)殖，我們發(fā)現所有的工資都在2003年之后迅速上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定義，我們把我個人傾向于把2003或者是2004年稱之為劉易斯理論轉折點。在那之前，你用不變的工資可以源源不斷的吸引他們來。而在那之后，仍然有生育勞動力，但是你必須要漲工資他才愿意來。按照劉易斯的原意，這就是劉易斯轉折點，因此劉易斯轉折點之后，中國經濟不是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們的二元結構沒有消失，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特征的階段。

　　工資上漲了，勞動力成本提高了。我也看到了投行的調查結果，除了最右邊壟斷性的行業(yè)，在競爭性的行業(yè)當中，勞動力成本每提高20%，對各個行業(yè)利潤的負面影響是20%-65%。也就是說，我們過去依賴勞動投入取得的經濟增長，勞動力成本提高，首先就會壓迫我的利潤。這些東西我們其實在那里都可以看到，從珠三角，從溫州甚至是長三角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這就意味著說，工資上漲侵蝕我們的利潤，改變著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改變著中國產品的競爭力。

　　到目前為止，我們做的一些反應，其中很自然的一條，我們出口已經逐漸的轉向了較少勞動密集型。因為這兩個圖，左邊是2000年，右邊是2008年的情況。橫坐標是出口占這個行業(yè)的銷售額的比重，縱坐標是勞動密集程度。2000年的時候，兩者密切相關，我出口靠勞動密集型取勝。但是到2008年更多是兩者之間關系不那么密切了。而且出口多的企業(yè)，反而是不那么勞動密集型的產。我們不希望這樣的趨勢這么快的持續(xù)下去，但是他已經表現出來了。

　　我想補充一下，和剛剛比較優(yōu)勢變化相關的。我們有的經濟學家也預測到，說中國的貿易順差，其實因為人口的因素，已經在迅速的減少，而且預計大概在2016年減到0，這不是我說的，而是經濟學家馬俊說的。你把這個設想和過去歷史數據一畫你會發(fā)現，我們的領導人和西方領導人不斷的發(fā)生爭議的地方，也就是中國的人民幣的幣值，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說了半天，其實在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只是2014年達到最高點，2016年就沒了。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因為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  發(fā)生了變化，老的比較優(yōu)勢在逐漸喪失，新的比較優(yōu)勢我們不樂觀。這幾張圖，分別是研發(fā)費用占GDP的比重，我們中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發(fā)達國家水平。第二張圖是每萬人的研發(fā)人員，我們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發(fā)展中國家的水平。左下角是每百萬人中擁有的專利數，我們更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發(fā)達國家國家水平。同樣我們的勞動者素質大家可以看到，這三條線，橫坐標是勞動年齡人口從16-65歲，縱坐標是受教育程度，粉色是美國，綠色是日本，棕色的是中國。我們和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們的受教育程度大大的低于他們，而且我們的勞動者年齡歲數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中國從24-64歲，受教育程度降了至少40%-50%。這里面也引申出一個政策反應，有人說中國人口紅利沒有了，勞動力短缺了，應該延緩退休了。但是大家看看，一個老板想雇24歲的人找不到，他退而求其次說我找一個64歲的人，只要這個人不要求體力，他的受教育程度是一樣的。但是中國說我想找一個24的工人雇不到了，64歲的人來了，他受教育程度降了一半，你能要嗎？因此在這個時候，你要想把退休年齡再往后延，這意味著年齡偏大的工人，處于勞動力市場非常脆弱的地位。他今天的盼頭本來就是退休就好。結果你把這個盼頭又延緩幾年，他很可能是處于失業(yè)的狀態(tài)，未來這是一條路徑，但是今天不可行。

　　同時中國和世界技術創(chuàng)新前沿距離到底有多大？我們沒有很好的衡量辦法。我找了一個相對杰出指數。他說一個國家論文發(fā)表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現在很多人說中國都超過美國了。你占世界總量的比重提高了。但是你生產出來的論文是真正的創(chuàng)新呢？還是垃圾？那就反映在你論文是不是被人家引用。你只有引用這個前提存在才有可能被別人吸納，吸收為新技術。因此你的論文引用總數在世界上的比重，和論文總量的避暑一比就是相對杰出系數，最好的是那些論文引用水平和發(fā)表水平是一樣的。最好的國家是瑞士，我們把瑞士作為世界科技創(chuàng)新的前沿。我們離他多遠，我們可以看到距離太遠了。因此，我們距離很遠，盡管我們有很大的發(fā)表論文數量。在中國前面還有巴西、墨西哥、南非、阿根廷、泰國、智利，因此我們獲得新的比較優(yōu)勢的距離，其實還很遙遠。但是失去過去的比較優(yōu)勢的時間已經到來。因此我們真的是潛在的具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日本是最好的前車之鑒，日本在它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也同時是它的人口撫養(yǎng)比下降的時期，55年-75年，他實現了9.2%的GDP增長率。接下來他就減速，減速減的有點太過了，減到了3.8%。這個時候是他的人口撫養(yǎng)比降到最低點，但是他沒有上升，在低點維持在30年左右。90年之后撫養(yǎng)比上升，人口紅利徹底消失，他停滯了90年到去年，日本的年平均GDP增長率是0.85%，不到一個百分點。而事實上很多研究表明，日本增長率連正值都沒有，很可能是負的，或者是0。這就是日本人口紅利的消失和他經濟增長的關系。某種程度上，日本走了恩一條中等收入國家的路，但是他不是中等收入國家，他在90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了人均GDP20000多美元了，他們的服務質量提高了，他不怕。但是我們走他的老路，我們充其量叫中等收入的日本，我們不會有好日子過。

　　因此我們的出路在哪里呢？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有三種手段。第一個是提高資本勞動比。我們設想我們遇到郭臺銘說，你富士康遇到最大的難題是什么？他自然會說勞動力成本上升，我們問他解決的思路是什么呢？他第一是說提高資本勞動比，什么意思？在他那里就是造100萬個機器人，用機器或者是資本替代勞動。但是這條路不能永遠走下去，因為你不斷的在勞動力水平不斷的情況下，你不斷的投入資本，用機器替代，最后會報酬遞減。因此他說我還有一條路，我到中西部地區(qū)投資，我把深圳的生產線縮減，到成都、重慶、鄭州建工廠。這個我們稱之為資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說他到了中西部地區(qū)，他可以把當地的生育勞動力，特別是那些年齡偏大的，不再適合轉移到沿海地區(qū)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吸納進來。還有是叫技術效率。他會說提高管理水平，增加人性化，讓年輕工人覺得幸福一些。應用一些新技術，提高技術效率。因此解決未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核心是全要素生產力。提高資本勞動比是一種方法，但是不能持續(xù)下去。

　　從過去這些年當中，勞動人口增長率是下降的，在這個過程當中，資本的增長率不斷的提高，而且保持比較高的水平，這就是提高資本勞動比，更多投資于資本密集型產業(yè)，但是資本報酬遞減，這就是新古典領域全部的烙印。我們從93年開始資本回報率就是下降的。清華大學做的結構是和我一樣一致的。因此全要素生產率決定了我們未來的增長，決定了命運，決定了能非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個結論是說，新古典增長理論是索洛所創(chuàng)造的，它的理論核心是沒有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在任何國家的增長不會有提升。第二個，蘇聯(lián)之所以崩潰，是因為它的經濟增長崩潰了，而經濟增長他長期用高投入的辦法，但是他的全要素增長率是負的。日本失去的十年是因為政府保護了落后的企業(yè)，使得僵尸企業(yè)橫行天下，結果總體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很差，經濟增長接近于0。因此全要素生產率就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核心。

　　中國有什么途徑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呢？第一個是開發(fā)出國內版本的雁陣模型。我們知道雁陣模型從日本開始，在東亞地區(qū)之間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轉移。最后形成了像大雁一樣，日本逐漸轉向重化工業(yè)，高科技，接下來亞洲四小龍，然后又讓位給東盟國家，然后讓位給中國的沿海地區(qū)。而在中國，完全可以實現地區(qū)之間的產業(yè)轉移形成中國特色的雁陣模型。

　　最近我觀察了一下，說為什么中國的產業(yè)不會轉到別的國家，而會留在中國國內。最早一些記者發(fā)現，轉移到越南和印度地區(qū)的企業(yè)，工資跟著中國漲，為什么呢？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過去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我們造成了全球的通貨緊縮。他的意思是說，中國勞動力太多，太便宜。任何產品只要由我們生產什么產品都別想漲價。他的意思是說，中國的工人可以決定世界的工資水平。同樣的，中國工人工資上漲之后，其實也是可以有一定影響的。我們知道高盛集團的奧尼爾創(chuàng)造一個著名的概念就是金磚四國，后來又加上一個南非，形成了五國。而高盛創(chuàng)造這個詞是為投資服務的，他是一個投資概念。后來他們又創(chuàng)造出一些新的概念，其中一個叫新鉆十一國，這些國家有一定規(guī)模，有比較好的前景，人口結構好。中國的人口紅利沒了，他們可以接上去。因此他們是潛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承接國。我們把中國和印度加進去，其中我去掉了一個韓國，把所有這些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加起來，結果發(fā)現中國在其中占到了40%。即使有印度的情況下如果說沒有印度的話，會占到90%，他的意思是說，中國的勞動力規(guī)模總量太大，因此誰想從中國分一杯羹都會很快導致它的勞動力成本提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至少短期內中的產業(yè)轉移主要是在國內東中西三個地區(qū)發(fā)生。   

　　再一個是說大家可能會猜想，未來工資還會上漲這么快嗎？我相信會的。但是未來東中西三個地區(qū)的上漲是怎么樣的呢？我可以判斷沿海地區(qū)上漲的更快，而中西部地區(qū)將來會穩(wěn)定下來。目前為止，中西部地區(qū)的工資上漲也很快。而且東中西三地農民工的工資差距正在縮小。這是我們國家分地區(qū)的勞動爭議發(fā)生率，這表明越發(fā)達地區(qū)，勞動爭議發(fā)生率越多，它的比例也越高。實際上72%的勞動爭議都發(fā)生東部省份。最大的就是廣東。但是他表明什么呢？他不是因為在這些地區(qū)情況變壞了。而是說在這些地區(qū)人們有更高的訴求，也就是說，勞動爭議主要就是爭工資，爭待遇，因此沿海地區(qū)的勞動爭議案件發(fā)生率高，就意味這沿海地區(qū)的工人對這個現行的工資是不接受的，不滿意的。在中西部地區(qū)，勞動爭議案件少，相對而言，是說這個工資水平，我是愿意在這里打工的。因此，長期來看，特別是我們加進去勞動力價格形成的工資集體協(xié)商制度等等。未來沿海地區(qū)沿海地區(qū)的工資上漲會更快。中西部地區(qū)的工資上漲會趨于平緩。因此，工資差距還存在，但是沿海地區(qū)失去比較優(yōu)勢的時候，中西部地區(qū)還存在比較優(yōu)勢，所以產業(yè)會相對轉移。這是事實上，我傾向于2004年是劉易斯轉折點。從2004年開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的產值比重，沿海地區(qū)達到了最頂點。中部地區(qū)擴大了自己的份額。說明產業(yè)轉移在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已經發(fā)生了。

　　剛剛是說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最后還有一個重要的機制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就是技術效率。但是技術效率政府不知道應該怎么做，只有企業(yè)才能做。怎么做呢？你必須要創(chuàng)造一個環(huán)境，這個環(huán)境是叫做創(chuàng)造性毀滅。也就是說有競爭力的生存、壯大、發(fā)展，沒有競爭力的死去。日本當年在90年之后，一個是泡沫經濟破滅，還有一個是很多中小企業(yè)面臨比較優(yōu)勢變化生存困難，這個時候日本政府過于在意了，把他們全保了。結果所有的效率指標都是以90年為轉折點，日本經濟走向沒有效率，企業(yè)被稱之為該死而不死，就叫做僵尸企業(yè)。我曾經和日本人說，我們一定要學你們的教訓，否則的話，中國政府想保護企業(yè)，我們政府恩和企業(yè)的感情比你們深，我們的保護能力要比你們強，我們一定要勸說中國政府不要走這條路。

　　因此，我們現在所處的經濟發(fā)展階段，我個人認為就是狄更斯在《雙城記》一開始的一段話，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他的意思是說中國的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人口紅利消失。這兩個現象本身沒有性質，取決于你順應這種經濟發(fā)展階段變化你會有什么樣的政策，政策對了你可能迅速的走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我們可以將來和西方國家，和日本站在一起去解決未來的問題。但是如果說你的政策錯了，你犯了拉美國家犯過的錯誤，犯了馬來西亞亞洲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犯過的錯誤，犯了日本的錯誤的話，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之所以這么說是要提醒我們未雨綢繆，選擇正確的應對之道。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