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兩會報道組 熊 欣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首度公開表示，中國“十二五”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擬定為7%，迅速引發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7%，不僅比剛剛過去的“十一五”預期目標降低了0.5個百分點，更大大低于“十一五”實際年均增長速度11%。

　　 一國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的企業一樣，需要處理好做大與做強的辯證關系。當改革開放30多年積累下足夠的量變，以內生型增長為主要特征的質變就迫在眼前。在此一階段形勢下，質變超過量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如果逆客觀規律而動，依然把量變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主要形式，就可能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簡而言之，為了順應歷史大勢，迎合、促進中國經濟的質變乃至“核聚變”的發生，就需要對經濟增長此前的主要形式“量變”進行“變量”。

　　GDP目標為何調至7%？

　　 在剛剛結束的“十一五”，期間雖遭遇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11.2%的高速增長。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6年至2010年，我國GDP增長分別為11.6%、11.9%、9.0%、9.1%、10.3%。在此前的“九五”、“十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分別達8.6%、9.8%。

　　 既然如此，“十二五”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為什么要下調至7%這樣“偏低”的水平？

　　 溫家寶總理對此表示，“十二五”的主題和主線就是要貫徹科學發展和轉變發展方式，是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來，要把發展和所得到的成果用在民生上來。“我們絕不能再以犧牲環境的代價來換取高速增長、盲目鋪攤子，那樣就會造成產能過剩，環境資源壓力加大，經濟發展不可持續。”

　　 業界尤其是外資機構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貝哲民認為，GDP增長超過7%并非好事，如果低于7%但質量增長倒是一件好事。他還建議政府應該把更多的重點放在服務行業而不是制造業。

　　 眾所周知，一直以來中國都以“制造大國”定位自居，制造業規模占GDP比重高達35%。貝哲民認為，中國要更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發展，包括金融服務業、教育行業等，才可能有助于將來克服結構性短缺的問題，幫助中國實現更加可持續性的成長。

　　 國際清算銀行亞太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馬國南則認為，未來5年中國經濟需要經過比較多的轉型，就好像一個賽車在一個彎道里面行使的時候不要開得太快：“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積累財富而不是看起來比較高的GDP。”他舉例說，每年可以蓋很多的房子，得到很高的增長率；十年以后把這些房子拆掉又建，又可以保持很高的增長率。但是，這個國家的民族財富積累呢？

　　 高盛亞洲宏觀經濟研究團隊也分析認為，外部需求存在疲軟的風險（凸顯出促進內需政策的重要性），再加上國內人口結構、土地和環境因素的制約，是下調GDP增長目標的主要因素。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經過數量模型估計等量化研究得出報告，認為出口減速、房地產需求減速、城鎮化速度放緩、勞動力增速下降、生產率增速下降、資金成本上升這“五降一升”的結構性因素帶來GDP年均增長潛力下降至今后十年的7％左右。

　　 此前各方默認事關就業底線的GDP增長率為8%。7%的目標預定，挑戰了這一傳統的GDP紅線？馬駿對此認為，這是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增長速度開始下降，只要保持7％左右的GDP增長，就不會加劇失業和社會穩定的壓力。

　　為什么改變時點選在2011年？

　　 業界認為，溫家寶總理的言論可能是一個信號，預示著“動真格”的政策可能將很快出臺。那么，改變為什么發生在2011年？“十二五”開局之年的主動性戰略抉擇，是其主要原因。

　　 2011年是中國經濟“十二五”開局之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主觀目標、客觀因素和現實壓力是促成‘十二五'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下調的主要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部研究員張曉晶也則指出，0.5個百分點的下調幅度雖然不大，但卻釋放出了非同尋常的信號--今后五年中國將強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

　　 “7%向地方政府發出了明確信號，”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研究部研究員王小廣說，從國家層面壓低增長預期，有利于遏制各地的投資沖動，引導地方政府降低對投資的依賴。

　　 王小廣表示，從年初一些地方兩會透露的信息看，今年中國很可能會出現投資過熱，對宏觀調控提出重大挑戰。

　　 分析人士對此認為，這顯然與“十二五”期間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有很大出入，包括投資消費比重、三次產業比重、內外需比重等經濟指標比重的改善將因此困難重重。因此，適當降低經濟增速成為必然的選擇。

　　 以有效提高消費率為例，在居民消費傾向和政府消費份額等因素大體不變情況下，如果“十二五”期間GDP增速超過10%，根據投資率和消費率與GDP增速的對照規律，消費率提高的實際難度將大增。

　　 “結構調整”將是“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目前我國經濟仍是粗放型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節能減排等問題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間進一步得到解決。“十二五”期間我國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靠經濟增長已很難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發展方式轉變已刻不容緩。

　　 國家發改委某研究部門的一份報告則顯示，如果將1999年至2007年看做上一輪經濟上升期，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7%。在此期間，我國經濟加速上升的主要動力是外需。但從目前來看，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內需拉動。報告還認為，根據上輪經濟增長周期中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測算，“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應該在8.7%左右。

　　 除外需增速可能難以為繼，分析人士認為，“十二五”期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可能下滑。2002年以后，我國進入了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新的高峰期，目前電力、電信、公路、鋼鐵、化工等行業的建設都已過了投資的高峰或快速增長期。“十二五”時期，這些產業的投資增速將明顯下降。同時，還處于投資高峰期的城市設施、水利、鐵路、設備制造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在“十二五”中后期也將趨于完備，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相對減少。

　　“7%”的挑戰來自哪里？

　　 首先，如前所述，8%是事關就業底線的GDP紅線，“7%”會不會遭遇“十二五”就業壓力的挑戰？

　　 巴克萊銀行日前發布報告認為，“十二五”期間中國仍然面臨較大的保就業壓力，這不僅關系社會穩定，而且還關系到消費增長。報告分析，目前，每年有超過1000萬畢業生等待就業，以及2.4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要保證這些人的飯碗，并不容易。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強調，就業仍然將是“十二五”期間的頭疼大事。目前出現的用工荒只是結構性的、局部性的，跟農民工待遇偏低、融入城市較難有關，但我國勞動力市場整體供過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變，因此在工資上漲的同時，我國經濟依然面臨就業壓力。

　　 不過，蘇海南認為，7%到8%的經濟增速足以保證就業。“7%是方向性的指標，預計實際增速在8%左右，可能會到9%。”他說。

　　 國泰君安分析師時偉翔認為，從趨勢而言，“十二五”每年新畢業人數都在下降，大幅縮減35%，這與“十一五”期間增加了46%的情況完全相反。由此，“十二五”期間，就業壓力對經濟的推高作用，估計不會像“十一五”期間那么大，經濟增速放緩比較可行。

　　 其次，“7%”政策目標還很可能遭遇來自地方“GDP沖動”的挑戰，尤其是在“十二五”開局的2011年。據了解，盡管一些地方在其“十二五”規劃建議中將原來擬定的經濟增速目標從15%、16%下調到11%、12%，但是離“7%”普遍相距遙遠。

　　 蘇海南對此表示，隨著中央發展理念的轉變，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亦將改變，“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速勢必放緩而更重民生。而要防止地方政府的GDP沖動，他認為需要各種措施來配合，除了轉變發展理念、調整發展目標外，最關鍵的是轉變考核指標。

　　 王小廣也提出建議，中央政府除進行目標引導外，還要出臺一些具體調控措施，比如增加投資的資金成本，控制好信貸投放的閘門；抬高投資的市場、環境準入門檻，收緊土地政策，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