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減稅政策的設計，就是在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而"還政于民"，這又是政府官員所難以承擔的自我約束。

　　本刊特約作者 康健 范琳琳／文

　　今年一開年經濟形勢便極為嚴重。一方面為遏制通脹，央行進入加息通道；另一方面勞動力短缺急速呈現，勞工薪酬水漲船高。這兩方面必然打壓企業生產，進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勞動者的收入，抑制內需，拖延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軌。還有20多天就要開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了，顯然，經濟形勢必會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那么，應當如何應對這種經濟形勢？就刺激內需來說，一般有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投資，政府已經嘗試過了，4萬億就是前所未有的舉動，如今正在努力消除其副作用；另一個就是減稅，這方面政府還沒有認真嘗試過，有一些官員以"結構性減稅"來拖延實質性減稅。其實，這不應該只是政府的事，尤其是當政府作為利益中人的情形下，這應該是人大的事，是全國人民的事。

　　對于一般公眾來說，最直接感同身受的是個人所得稅。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是1980年全國人大制定和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后經過1993年、1999年和2005年三次局部微調。2001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已超過消費稅收入，個人所得稅成為第四大稅種。

　　注意，第四大稅種是就政府的財政收入而言。在此要強調的是，稅收不僅是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法定手段，還是一種管理社會的手段。稅收有自動調節社會經濟的功能，在經濟蕭條或高漲時，采取與經濟風向相逆的稅收政策，具體到個人所得稅，對其稅率、費用扣除、稅收優惠等進行調整，實行減稅或增稅的政策，從而使經濟走出蕭條或平抑經濟的過度繁榮，以保持經濟的穩定。

　　此時，正是政府應該抑制稅收獲取財政收入的功效，而發揮其穩定經濟效能的關鍵時點。

　　不幸的是，在個稅改革還沒有進行充分征求公眾意愿和調研之前，各類"專家"卻已橫空出世，頻頻發言，說來說去就是一個聲音--"個稅起征點不應提高"。這里就有一個法理的問題：究竟誰能夠決定稅制和稅收？

　　顯然，個稅改革不只是一個起征點的問題，還有許多值得關注的深層次的問題。但從中已經可以看出，許多官員更關注的是個稅的財政獲取功能，而不是穩定經濟的作用。這與政府的利益有關。

　　任何一項改革，都不能簡單地為改而改，而應有明確的目標。個稅改革也必須先弄清楚其目標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公平。比如，一個月收入5000元的單身漢和一個具有同樣收入水平卻需要擔負三口之家的養家男相比，他們收入相同、稅負相同，但他們肩負的生活壓力卻顯然不同。如今房貸已經成為一個家庭生活的巨大壓力，在發達國家，有房貸的家庭到年底是可以退稅的，以刺激經濟，穩定社會生活。而在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打壓房價的口號下，不可能給房貸家庭一絲喘息的空間。在這種思維下，要想使那些人均收入偏低的家庭獲得更多的人文關懷，增加一些額外的稅前扣除項目，這種改革設計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個稅起征點過低，稅負集中在工薪階層。近年來個稅收入來自工薪階層約占一半，利息、股息、紅利僅占三成，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占15%。這3項的收入占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95%以上，而從趨勢上看，工薪所得占個稅的比重呈上升態勢。

　　個稅的稅率結構也不合理。目前個稅采取的是單純的分類稅制模式，最高稅率分別為45%(工資、薪金所得)、40%(勞務報酬所得)、35%(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等所得)和20%(偶然所得及利息等所得)。這意味著，按現時的稅法，勞動收入所得的稅率遠大于非勞動收入所得的稅率，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當今社會，存在一種高收入人群與民眾對立的情緒。因此，在著重解決上述問題的情況下，個稅改革還應警惕仇富傾向。不可否認，高收入階層中確有一些人靠違法、投機等方式積累了不菲的財富，但大部分高收入群體是通過守法、勞動獲取財富的，否則無從解釋改革開放30年的路徑和中國經濟大發展的現實。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不應順從仇富情緒，以營造社會的良好氛圍。

　　于是，又回到對立法者的期望上來，回到對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的期望上來。可以說，拖延個稅改革，拖延減稅政策的設計，就是在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而"還政于民"，這又是政府官員所難以承擔的自我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