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曾把香港證監會主席利國偉請到上海，與“三人小組”開會商議證交所的籌備工作。利國偉奇怪地說：“朱市長，證券交易所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啊！”朱镕基說：“利先生，我們今天不談政治問題，只說交易所的技術問題。”

　　本刊記者/王家敏

　　尉文淵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有些事情，只能用“曾經滄海難為水”來形容。“很難忘記，也再難找到。”

　　他想說的，是再難找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那樣一個從無到有、呼風喚雨的時代了。那時候，“只要做事，都是創新，都是打破體制”。

　　20年前的1990年，尉文淵作為籌備組組長，親手創建了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并擔任第一任總經理達5年，被稱為“中國股市第一人”。

　　出現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面前的尉文淵，開著老款奔馳，腳上的黑皮鞋一塵不染，雖然55歲了，依然很精神，只是比20年前胖了不少。

　　尉文淵坦承，當時上交所的成立可以說“沒有一項條件成熟”。這或許不難解釋，為什么他和那些共同籌辦上交所的中國第一代證券人們，后來會為這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兒”付出或大或小的代價。

　　1995年，尉文淵因在“3·27”國債期貨事件上所負的監管責任，辭職下海。近日，他任大股東的華銳風電在上交所上市。

　　“一開始想從政，做了交易所之后就不想了。那個時候的政府機關比較拘謹，偏保守，在交易所，我當時這個年紀就能獨當一面呼風喚雨，大開大，你叫我回到機關里去，回不去了。”尉文淵說。

　　“三人小組”

　　尉文淵并不是在上交所籌備之初就介入的，他一開始并沒有進入“三人小組”的視野。

　　“三人小組”即籌建上交所領導小組，由交通銀行總行行長李祥瑞、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上海市體改辦主任賀鎬圣三人組成。

　　如今，李祥瑞已經去世，賀鎬圣記憶力不太好，只有龔浩成，雖84歲了，有些耳背，但仍然聲音洪亮，思路清晰。

　　龔浩成家住虹口區北外灘附近，離上交所開業的地點只有3公里。房子很老了。龔浩成端坐在80年代的老式方桌旁邊，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了“三人小組”成立的經過。

　　早在1989年初，上海就開始醞釀成立證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過后，一切都不同了。“在很多場合，有些曾支持盡快成立中國證券交易所的專家學者話又反過來，說中國成立證券交易所的條件如何不成熟。”上證所第一任副理事長、曾任申銀證券總裁的闞治東回憶說。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動力。回頭看來，龔浩成說：“國內一些同志的擔憂是很大的阻力，國際社會的壓力倒又推動了。”

　　其時，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接待來訪外賓。外賓問：“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會改變嗎？”葉的回答很巧妙：“上海現任正、副市長中，就有三個(曾經)是‘右派’，你覺得政策會改變嗎？”

　　當時外資撤離，資金非常緊張，哪里都缺錢。“企業缺錢，就意味著投融資體制應該改變了，這是中國經濟內部的推力。”時任海通證券總經理、曾參與上交所籌備工作的湯仁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銀行是間接融資，那時候的潮流是要搞直接融資，包括企業債券、股票。”

　　就是這樣一股合力，把“三人小組”推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上。

　　“三人小組”的成立，是1989年12月初。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镕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也特意被請來了。

　　對于建立證券交易所，與會大多數人都有這個擔心：“上面什么態度，能通過嗎？”

　　朱镕基頭一個問李祥瑞：“你怎么看？”李回答：“我看來，主要是政治意義。”朱接著問龔浩成，龔表達了人民銀行一向的觀點：“積極準備，水到渠成。”但是他委婉地表示了擔憂：“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條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運轉了。”朱第三個問賀鎬圣，賀說：“不管什么條件了，辦了再講。”

　　朱镕基最后拍板定論：“搞了再說，慢慢擴大。”他還說：“老李老龔你們不要擔心，真正出問題，還有我和劉鴻儒在一線，你們在二線。”

　　事隔20年，龔浩成笑著說：“真要出問題，還是二線的問題。”

　　有一位中央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就勸告過他：“老龔，你最好不要去搞這種資本主義的東西。”

　　1992年，朱镕基已經到國務院當副總理了，有一次回到上交所，跟老部下再聚，龔浩成問他：“你當時怎么有膽量做這個交易所？”朱镕基說：“小平同志不是說過嗎，你們都可以試嘛。”

　　朱镕基宣布證交所年內成立

　　朱镕基給的籌辦時間為一年。

　　“三人小組”組建了籌備組。籌備工作兵分三路：一路人負責制定法規章程，一路人負責政府和證券公司關系協調，還有一路人負責證券交易所的選址、設計和開業。

　　“三人小組”最初選定的籌備組組長，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處長王定甫。55歲的王定甫是民主黨派。在湯仁榮的印象里，“王處長都有白頭發了”。

　　籌備工作進展緩慢。王定甫多次跟龔浩成表示，自己不是共產黨員，做事不太方便。

　　龔浩成的壓力也很大。朱镕基很關心此事，經常夜深了還給龔浩成打電話。當時龔已經60多歲了，晚上起床怕冷，就把電話裝在床頭。

　　龔浩成記得，朱镕基曾把香港證監會主席利國偉請到上海，與“三人小組”開會商議證交所的籌備工作。利國偉奇怪地說：“朱市長，證券交易所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啊！”朱镕基說：“利先生，我們今天不談政治問題，只說交易所的技術問題。”

　　籌備工作的提速，源于兩件事。

　　一是浦東開發。1990年4月，中央宣布開發浦東，上海證交所也被列入浦東開發大計。二是1990年6月，朱镕基訪問美國、新加坡等地。在最后一站香港，朱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不動聲色地說：“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

　　這一爆炸性消息傳回國內，“三人小組”著急了，按現在的籌辦速度，怎么可能年內開業？

　　龔浩成心里清楚，年底，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鄧蓮如將到訪上海。

　　這項任務等于四個字：“必須完成”。

　　“新房子的裝修還得花幾個月呢”

　　“三人小組”有了換帥之意。

　　直到此時，尉文淵還一直是局外人。

　　尉文淵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是龔浩成的學生。當時龔在學校分管學生工作，想把他留在學校，但他自己卻想做實際工作，想去北京。

　　1983年，尉文淵被分配到國家審計署。3年后，31歲的他當上處長。1988年，龔浩成調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把尉文淵調來任金融管理處副處長。

　　實際上，是尉文淵本人主動要求調到上交所籌備組的。

　　朱镕基宣布年底開業的消息傳出后，一天，副行長羅時林到尉文淵辦公室來，談起此事。尉回憶說：“當時他的意思大概是老王(王定甫)好像不太愿意做，想回處里來。我就說老王想回來那就我去。”羅時林說：“你怎么能去呢，行里有安排，你是重點培養對象，你別去亂想。”但過了兩天，羅時林又來找尉：“龔行長聽說你想去，覺得可以考慮，準備讓你鍛煉鍛煉去。”

　　龔浩成了解尉文淵，“年輕，有想法，有沖勁”。“三人小組”選擇了把寶押在這樣一個35歲的年輕人身上。

　　1990年7月3日，尉文淵正式被任命為籌備小組組長。此時，離年底只有5個月了。

　　20年后，龔浩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果不是尉文淵這個人，交易所也辦不起來。”

　　但尉文淵自己卻認為：“我敢接，是因為誰也不知道這是個什么性質的工作，搞不清楚有多大工作量，有多大難度。這只有做了才知道。”

　　當時的尉文淵，對證券交易所的認識是一片空白，唯一的印象，是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熙熙攘攘。

　　簽了張借條后，他接手了從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借來的500萬籌備資金，此外還有兩份資料，一是深圳改革開放考察報告，二是舊上海交易所的章程。“發黃了，毛乎乎的，也不知道行里從哪里弄來的。”

　　闞治東后來寫道：“連我們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個家，新房子裝修還得花上幾個月的時間，而這可是一個證券交易所，是舉世矚目的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

　　想到哪兒，干到哪兒

　　尉文淵一上任就顛覆了大家的認識。在闞治東看來，尉文淵的行事風格與王定甫完全不同：王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寧愿不干；尉是說干就干，想到哪兒，干到哪兒。

　　開辦證交所，場地總是需要的。尉文淵就從找房子做起。“三人小組”特別交代，交易大廳地點要在外灘，因為老上海的金融中心在外灘，這是地域標志。

　　尉對于交易大廳唯一的概念，來自于在一本書里看到過的一張香港聯交所的照片，高頂大廳，環形席位。他于是一心想找這樣一個大廳。

　　那些天，他坐著公交車，跑遍了漢口路舊上海交易所的舊址、黃浦江和蘇州河沿岸的舊倉庫、位于北京東路的火車站售票大廳和金陵東路的船票售票大廳……但這些都不行，“氣勢不夠”。

　　終于在一個月后，尉文淵找到了北外灘的浦江飯店。這是一幢已有150年歷史的歐式建筑。當時，上海外賓減少，飯店內頗有氣勢的孔雀廳近乎閑置。他毫不猶豫地租下了孔雀廳，200萬一年。

　　交易所需要裝50門電話，5條線路。但那時候，找電話局裝一門電話都困難。時任市委副書記吳邦國知道了這個難處后說：“這件事情我來負責。”此后，電話一個月之內就布線裝好了。

　　尉文淵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交易方式。是采用手工促合成交系統，還是電腦配對成交系統？籌備組向“三人小組”請示，回復是：“沒有幾個公司，就圖個熱鬧吧，打打手勢。”

　　口頭競價，打手勢配合高聲喊價，是老式交易所的交易方式。尉文淵聽說像新加坡、臺灣等新興市場正在推行計算機交易。他也想試一試。“確實大膽，當時誰敢想電腦，這么大個上海，連銀行都是打算盤的。一窮二白的交易所還想要電腦交易？”尉文淵說。

　　領導很猶豫。早期培訓了交易員打手勢，結果到交易所試了兩次，都出錯。龔浩成回憶，當時“買進打成賣出，六塊八打成五塊八”。打錯了也得認賬，交易一多就亂了。

　　尉文淵堅持采用計算機交易。“當時老行長(龔浩成)跟我聊起這個事兒。老行長說這行不行啊，我說這個總要嘗試一下的，500萬經費我拿100萬試試吧。出了問題我負責。”

　　尉文淵回想當年的“英雄氣概”有些好笑：“真是出了問題，我哪有錢賠！1萬也沒有，還100萬呢。”

　　領導還是放手讓他做這個新潮的“電腦配對”了。尉文淵邀請了上海財經大學助教謝瑋等人編寫電腦程序，從深圳黎明工業公司進口了30臺電腦。“交易規則還是懵懂的，就要編寫交易程序，直到開業前一天，我都在擔心。”

　　尉文淵穿著一大一小的鞋敲響開市鑼

　　1990年11月14日，人民銀行總行正式批復，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開業日子越來越近，尉文淵突然感到自己的力量實在太渺小了。他看著還是一片狼藉的交易大廳，感到開業時非出洋相不可了。

　　尉文淵把大家召集起來，坐在地上開了個會。“我往地上一坐，眼淚無緣無故嘩地下來了，也不知道該說什么好。”

　　開業前一天，交易所一片忙亂。布置開業典禮會場時，疲憊的尉文淵在搬桌子時壓到了左腳，當時腳就腫了起來。他一直忙到夜里，因傷口感染，發起高燒來。只有再撐一天了，他沒有離開交易所，就在浦江飯店的客房里迷糊了兩三個小時，熬到天明。

　　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各界來賓出席，香港貿發局主席鄧蓮如女士也如期率領代表團參加。

　　清早，尉文淵的腳已經腫得根本穿不上鞋，他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號鞋。他平時穿40碼的鞋，那天連43碼的鞋都穿不進去。他就這樣穿著一大一小的兩只皮鞋，由人背著來到儀式現場，靠著廊柱迎賓。

　　上午11點，朱镕基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幕。隨即，尉文淵忍著疼痛來到交易大廳頂端，敲響了第一聲開市鑼聲。他向云集的賓客揮了揮手，整個人一下子就垮了，發燒42度，住了一個月的院。

　　上交所開業當日，有8只股票交易。從理論上計算，上證指數開盤是96.05點，收盤是99.98點。當天成交額是49431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