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啟雯

　　——評《八O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總有某些特定時刻、某個特殊年代，因其具有若干特殊意義而常常被后人賦予某種特殊地位，繼而被屢屢提起并持續放大。20世紀中國的“八〇年代”就是這樣一個年代。曾任經濟學家吳敬璉助手，目前是獨立學者的柳紅，現在以一本厚重的《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為“八〇年代”改革之路上走過的三代經濟學人勾勒群像，輕輕觸摸這些特殊類型知識分子的“光榮與夢想”。

　　柳紅力求打破這些慣常的“革命史”、“現代化”、 “社會和文化”之類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試圖“把那些被遮蔽、遺忘、誤解了的人和事在筆下復活；把那些被埋沒的，發掘出來；讓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來；把那些被歪曲的，糾正過來……”雖然這個心愿太宏大，但柳紅還是盡可能去實現。不過，她無意闡述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學術問題及其爭論，而是通過第一手資料，前后采訪了70余位親歷者——面訪、電話、郵件，一次又一次地采訪和考證，并以40多個典型事件為線索，以求盡力體現出這些經濟學人的理想、理念、胸懷、視野、勇氣和人性。

　　按照柳紅的觀察，從空間而言，“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舞臺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壇北小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所、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等研究機構所在地)、皇城根9號院一帶。從人物跨度而言，可將其劃為三代：第一代是薛暮橋、孫冶方、馬洪、蔣一葦等。他們既是革命者，又是學者；既是馬克思主義者，又不是教條主義者——他們是中國改革事業的先驅，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意識到中國需要改革，當歷史時機到來時，更全身心投入，披荊斬棘，嘔心瀝血。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長起來的學者，如劉國光、董輔礽、孫尚清、吳敬璉、厲以寧、趙人偉等。他們當時年富力強，先是用正統理論闡釋改革，把政策和理論聯系在一起；繼而補修現代經濟學，呼喚市場取向改革。第三代以王小魯、周其仁、張維迎、華生等為典型代表，他們是“老三屆”，當過工人、下過鄉，后又考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他們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學以致用之心，以極大的熱情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問題，有創見，有合作精神。

　　除了年齡劃代，柳紅認為，這三代經濟學人也可以依據當時的思想資源，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以及東歐國家的批判計劃經濟和改革理論等，劃分為五類：第一類，是留學英美，民國年間回到國內，或在大學執教，像陳岱孫、張培剛等；或進了金融機構，像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里的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機構，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寶三等。第二類，生活在民國商品經濟最發達區域，從農村調查研究開始起步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像陳翰笙帶出的薛暮橋、錢俊瑞、徐雪寒等。第三類，從共產黨內被選送到蘇聯接受政治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像孫冶方等；第四類，從延安走出來的，自學成才的，像馬洪等。第五類，1949年以前受過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統學習《資本論》，接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育，“八〇年代”重新補修現代經濟學的，像劉國光、董輔礽、吳敬璉等，他們為讓人們接受今天所謂的經濟“常識”付出了極大的心智。

　　眾所周知，“八〇年代”中國全面啟動改革，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個領域，而經濟改革是中心，當時的中國經濟學人因此最具沖擊力、張力和滲透力。柳紅發現，“八〇年代”的中國經濟學人群體之所以產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視“兩個效應”：其一，“雜交”效應。不同的思想資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導致中國經濟改革大體形成了中國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應。任何時代都會是三代到四代共存，但 “八〇年代”差別巨大的三代經濟學人，卻因為一個共同目標集合在一起。這種群體性的、大規模的、全方位的參與和影響，實在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獨特現象。

　　現代創造學奠基人美國阿歷克斯·奧斯本(Alex·F·Osborn)1938年首次提出“頭腦風暴”概念時，或許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此概念會在中國的“八〇年代”得到廣泛推廣和應用。“八〇年代”關于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常常不約而同地來自很多人。

　　那個時期的各類會議很多，能被記載的卻很少。而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兩個會議卻被載入史冊：一個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會議”；另一個是1989年3月的“京豐賓館會議”。前者，使中青年學者全面崛起，開始影響中國的改革進程；后者則隨著那年初夏的歷史事件而暫時銷聲匿跡。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時，“莫干山會議”一再被提起，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的開創性事件”，因為這次會議為“八〇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八〇年代”經濟領域林林總總的“頭腦風暴”中，市場是最核心也最充滿爭議的話題。市場真的會主動均衡嗎？會不會帶來世道人心的凋落？它將造成怎樣的沖擊？是否會形成特殊的利益階層，從而產生解構效應？在這些顯話題之下，真正的話題其實是當體制與市場不相適應時，究竟該怎么辦？在市場重新分配利益的過程中，是否會對既得利益群體造成傷害？這是一場場艱難的博弈，既要與無知博弈，還要與別有用心的有知博弈，也注定會有人悲壯地出局。

　　當個體利益被各種美好的“理由”所掩蓋時，只有跨越時空的溝壑艱難回望，我們才會發現：“八〇年代”如此吊詭，如此艱難。好在，太多的挫折，最終被跨越，因為，當壓抑的心靈突然被釋放時，往往會產生巨大的勇氣與創造力。不過，這個效應是會遞減的，在面對未來的挑戰時，我們是否依然需要依靠來自個體的“光榮”與“夢想”？而這份“光榮”與“夢想”，是否會因個人的氣質、幽暗意識等等而扭曲呢？“八〇年代”真正的主旋律是變革，但考諸歷史，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推動，都注定會涉及資源再分配的問題，從而必然帶來新的不均衡，當不均衡不斷積累時，就很有可能造成反向的力量，進而步入新的難局。或者，回望歷史，就是面對當下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案。

　　回望歷史的天空，為的是對現實的關照，“八〇年代”恰恰是聯系歷史與現實的紐帶。 而“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正是現今時代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