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2010招商證券論壇在中國重慶舉行。本次論壇主題為“新突破 新平衡——增長主題再思辯”，新浪財經圖文全程直播本次論壇。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先生在會上就“重慶經濟社會發展”這個主題發表演講。 

　　以下為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演講實錄：

　　黃奇帆：應大家的邀請，我想借招商證券跟客戶經理搞活動的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大家感興趣的問題。因為你們不僅是搞金融的，跟招商證券服務對象有關的客戶經理事實上涉及到各類工商企業，各地的工商企業。所以大家到了重慶幾百個人了解了一下重慶的情況有好處。

　　重慶作為中國內陸的直轄市，正在建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增長極，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我們這個城市是一個大城市和大農村并存的，所以我們推動重慶的發展，有一個城市化、工業化、一體化的發展戰略。所謂城市化，就是講重慶這個城市是一個大都市結合的城市群和農村聯手發展。大都市就是指重慶的主城現在700萬城市人口，可能五年以后會到1000萬城市人口，就形成一個超級規模的大城市。因為整個中國目前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就是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深圳，我們可能就是第六家。另外，重慶不僅有這么一個大城市，周圍還有30來家中等的城市，包括萬州、涪陵、黔江、永川、江津等等各個區縣的縣城。相當于各個省的地市州這樣的城市。然后我們還有上千個各種中心鎮，這樣就是一個大城市帶動一個城市群，再帶動上千個中心鄉鎮和大農村，這樣形成一個城市群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有一個工業化的推進，現在重慶是1萬億的工業的發展，1萬億的工業銷售，過五年，我自己估計會到2.5萬億，三年就可以翻番，五年時間可以到2.5萬億左右。一體化就是在城市化、工業化發展中，為了避免拉大城鄉的差距，貧窮之間的差距拉達，地區之間的差距拉達，要有一個協調性，這是一個民生和諧的要求。

　　這樣一個化就是城市化、工業化、城鄉統籌一體化的發展戰略下，重慶現在的經濟發展比較順。比如今年

　　1—9月份GDP增長昨天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我們是17.1%，在整個中國西部我們排在第一位，增長是最快的。我看了一下周邊其他的地方一般在14、15增長，我們在17，應該算是在全國排前三位，西部第一位。重慶這個高增長，還不光是靠投資拉動，實際上它現在的外資是50%的增長，進出口50%的增長，那么財政稅收也是50%  的增長，大家想一想，一年漲50%。另外我們的工業銷售值，固定資產投資，都是差不多25%以上，接近30%的增長。銀行的貸款、房地產的投資，以及商業零售各種經濟指標都是比較高的，是一個全方位的發展。我自己認為，在今后五年，保持15%左右的增長率，在重慶是可能的。

　　大家會關心推動重慶高速發展、持續發展、并且發展和諧發展的動力是什么？我們自己認為，就是圍繞著內需發展，圍繞著民生改善努力的推進開放、改革和創新。這三個方面，六個字，開放、改革、創新，其實是推動重慶走民生發展道路，走內需發展道路的秘訣。我們說開放有什么秘訣？過去的二三十年沿海一直在開放，現在搞內需，搞西部開發，內陸開發，好象開放不那么重要。其實不對，越西部開發、內陸開發，西部地方的省份比沿海地區要晚開發十年到二十年，晚開放十到二十年，這樣我們跟許多世界經濟的交流、要素的互動實際上是短缺的。如果我們不補上這一課，我們蒙著頭搞內需、搞西部開發，其實會誤入歧途的，會鉆牛角尖，會閉門造車，不清楚方向的。所以開發和開放，開放高地建設不是為了要資本，要外資的錢，30年前中國開放是為了錢，那時候中國錢少，現在2萬億美元的國家儲備，國內的確不差錢。但是我們作為西部的重慶，我們差國際的歷史、人才、技術、市場、管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補上開放這一課。

　　另一方面，西部開發了，全球又遇到了金融危機，國際資本更多的關注中國，關注中國的西部開發，而這個時候，你有開放的意思，外國資本會更多的跑到西部來。你主動的迎合上去，正好是加快西部發展的有利條件。在這個意義上講，這也是給我們西部開發開放帶來的契機。所以恰恰是金融危機的三年，恰恰是整個中國外資投資增長率下降或者不怎么高的三年，恰恰是沿海利用外資開始減少的三年，中國的內陸外資增加了，重慶三年漲6倍，我們07年10億美元，去年40億美元，漲4倍，今年再漲50%，到60億。這個60億算算數量不多，但是比過去三年前要漲6倍。60億講的是到位資本金，算成人民幣的話差不多三四百億。這是資本金的概念，帶動的外商外資總投資是上千億，會促進你的發展，這是一個方面。我們估計重慶明年可能就是80億，到2012年100億也是正常的。整個十二五期間重慶外資投資500億，今年100億，平均五年500億是可能的。所以開放高地建設這是。另一方面，我們不僅是開放，我們也要走出去，我們現在不差錢，引進外資的目的是剛才說的為了五個更開放的意識，國際化的管理，國際集團的管理，國際市場的把握，各種先進技術的掌握等等。我們在這個情況下，也要走出去。我們重慶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差不多有4—5個走出去的項目，包括到巴西買幾百萬畝耕地種大豆，大豆收獲以后運回中國，我們一年要進口上千億的大豆，與其讓它漲價我們吃虧，還不如自己種大豆。所以我們走出去是一個確切的、合理的行動。我們到澳大利亞買的鐵礦石，已經發生交易，一年可以為重鋼所需要的鐵礦石提供保障，而這個價格，因為我自己投資，自己左手賣給右手，成本比國際市場買賣的鐵礦石價格至少低50%。第三，我們買來了英國的裝備工業，高科技的裝備工業買下來以后都歸我們，至少讓重慶的機電集團、裝備工業集團提高十年的水準。第四，我們有企業到加納去收購了鋁礦，啟動了氧化鋁的建設項目。這些項目加在一起，四五十億美元。如果我們在一年做四五十億，以后每年再有這些活兒干，可能五年下來，也有兩三百億美元的海外投資，叫有進有出，這就是開放。

　　再一個方面就是和貿易有關，貿易除了一般性的工業企業實物貿易進進出出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加工貿易。過去十年二十年，中國的加工貿易發展到了1.1萬億美元，規模是很大的。上億的內地勞動力在沿海打工，主要是為加工貿易干活，模式主要是來料加工，原材料資源、原材料零部件在外，運到沿海加工，然后銷到世界。這個模式不是很好，因為把原材料、零部件再從沿海運到重慶、四川、陜西，2000公里的路程，物流成本就淹沒了一些加工的合理性。所以過去二十年，內陸沒有加工貿易。那我們要把沿海加工貿易轉移到內陸，只有改變模式，把兩頭在外變成一頭在外一頭在內，也就是說把要加工的那個產品的零部件70—80%都放到當地加工生產。把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為一體化的基地，我能夠做一體化我就搞，做不成就不搞這種產品的加工貿易。那么重慶按照這個思路，這兩年取得了突破。我們跟美國惠普形成了1+3+100的一個集群，1就是惠普，他下單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的單子，3就是富士康、廣大、英業達，來加工4000萬臺，100就是一兩百個零部件廠在重慶落戶。那么這樣就形成了零部件在重慶產，在重慶總裝，物流成本、供應鏈上的零部件的供應成本就比沿海低，這樣我們的加工貿易基地就有了生存的條件。國家因此批準了我們兩個保稅區，給我們提供加工貿易基地的保稅業務的發展。因為當你把加工廠放在保稅區里，保稅區外的一兩百個零部件廠作為國內企業，一旦生產出產品運到保稅區總裝的時候，就算出了海關，就要退稅，這樣就使零部件的關稅成本退下來，可以幫助流轉。所以重慶這塊的發展，國家也給了很好的政策支持，然后內陸的加工貿易基地模式由此形成。現在四川、陜西、鄭州、湖北、湖北的武漢都在推進這個模式。應該說，重慶起了頭，中西部一起受益，大家一起共進退，是好事情。

　　我們這個地方也不是一個方案，一個盤子做完了就拉倒了。實際上我們除了惠普以外，現在進一步的思科今年四月份也和我們簽單，有幾百萬臺的服務器、路由器等等，會有上千億的銷售值在重慶。進一步還有打印機、相機等等其他各種的3G手機等等這一類，現在3G手機和筆記本、平板已經一體了，功能都差不多。整個來說，重慶因為加工貿易而突破，電子信息產業而大發展，這是我說的開放、改革，用改革的方案推動開放的發展，使得整個內陸的內需發展過程當中，產生了的新的拉動力。而且我們這個加工貿易，創匯能力、拉動生產力的能力比沿海強，沿海如果1000億美元出口，凈創匯一般200億，因為800億是零部件從國外買來的，是拉動國外的中小企業。但是貿易摩擦很厲害，中國出口1000億。我們這兒如果1000億出口，我的零部件80%本地造，我如果1000億美元出口，有800億美元的凈創匯，拉動的是中國內陸的中小企業，不管民營、國有，總之，拉動的是本地的就業。這個模式更符合中國的實際利益。這是我想講的第一段，開放，我們要引進來，走出去，要在加工貿易方面、服務貿易方面整體的大發展。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方面，講一下改革。

　　現在的改革其實小平同志說過，是我們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改革是一種生產關系的調整，是社會制度安排的調整，是體制機制的調整。我們現在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是硬道理，但是在科學發展的過程當中，除了主觀想科學發展以外，我們許多體制機制制度安排是原來的體制，不適應科學發展的要求。如果把再制度安排上調整，光主觀想搞科學發展，搞不起來的，不能推到底。那么最近這段時間，重慶市委確定了幾個重大的、和民生、內需有關的改革，一個就是戶籍制度改革，一個是住房制度改革，一個是微型中小企業的體系的一種改革，由于時間關系，我只能講大概的。住房制度改革本質上是一個雙軌制的問題，意思就是說我們過去五十年，計劃經濟時候完全靠政府造公房分配制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事實證明我們五六十歲的人，二三十歲的時候，可能和父母親住在一起，都是六七人住十來平方米的房子，有這個房子住的還算家庭條件好的。這種體制肯定是要拋棄的。那么最近二十年，完全走市場化，統統的商品房，公房全部低價賣給了原住民。那么新生代統統到市場買房，這么一來，房地產價格也是越炒越高，買不起房的人也越來越多。所以社會最終各種輿論討論都很混亂，本質上一根經、一根軌道的做法不管市場化還是分配制，要一根軌道滿足整個社會不可能。必須雙軌制。所以我們提出百分之三四十公租房，保障房，百分之六七十市場化商品房。這樣想就要這樣干，我們算了一下，1000萬城市人口，就要三四百萬的人滿足公租房。那么我們算了一下，這400多萬人里，現在有一些房子，但是房子不夠，至少要增加200多萬人的房子。那么一個人15平方米，就要3000萬，20平方米就要4000萬。所以市政府就決定三年里，每年造1000萬以上的公租房，三年造3000—4000萬，事實上重慶一—8月份開工了12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明年一季度就可以出租給老百姓住。那么這個體系滿足百分之三四十，這叫做雙軌制。第二，就是三端調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有市場的支撐，市場支撐的房子有稅費優惠，高端有遏制，遏制的房子稅收要高一點。所以所謂三端調控，背后的工具就是稅務。我們對低端有保障，就是我們的整個公租房四個不收，一是公租房的土地是劃撥土地，不收出讓金，二是公租房的建設過程中不收稅，三是公租房也不收配套費，四是公租房造好以后，不會當商品房賣，沒有利潤。這四個不收就使公租房的成本比同類的商品房的銷售價格至少低一半。當然老百姓就容易租得起，租金也相對低下來了。那么中端有市場，有優惠是指中等收入階層他們是買商品房，他們在市場上買自己住的這一套普通商品房我們要支持，要信貸支持，稅收上也要支持。重慶政府這幾年一直推動的一個政策，扶助實施的政策，現在也在實施，幾年前也在實施，我們沒有改變過。就是中等收入家庭、白領或者藍領家庭買普通商品房按揭貸款根據家庭收入，個人所得稅的地方部分我們補貼給你還安置貸款。這條政策在國外普遍使用，中國目前就重慶在使用，我們也不違規，我們是合情合理的在幫助老百姓增加財產性收入。無錢買房的人，公租房幫助。有錢買房，但是不是富裕的，給你一些家庭所得稅的返還補助，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這是十七大、十六大中央的精神，我們是在具體落實。但是如果是高檔商品房，比如比普通商品房價格高很多倍的，比如是別墅，那我們稅收交易契稅、各種所得稅等等各個方面都是按照政府規定的稅率當中最高的高限來征收，今后只要國家批準了，會對高端商品房、別墅用房收房產稅。房產稅是持有環節的稅，誰買了這個房子，就要每年按照國家規定的制度安排交稅。如果很富裕，占有了很多的資源，別墅的土地資源都是很大的。美國如果是高級別墅、高級公寓，比商品房要高幾倍，他的物業稅可以達到3%甚至5%的。在美國也是對特別高檔的房子、豪華的房子收更高的稅。我們中國普遍的房子不收物業稅，特別高端的，按國家的規定批準了以后就收。美國是說有的房子都收，但是收得很低，但是高端的要收3—5%。我們低端的不收。這是我想說的第一個改革，雙軌制、三端調控。當然房地產的問題不僅在于這些問題，還包括每年造多少房地產，如果造得太多，泡沫就更多，造少了城市的發育不足，供應不夠，不會造成房價的波動。另外也會土地的價格有關，一般房地產的土地樓面地價不要超過房價的1/3，但是如果政府不適當的把土地批租，價格比房價高，那么樓面地價比房價高，等造好的房子，就比當地的現有房子高兩三倍都可能。所以這些都是政府調控中，要關注的一些細節上的原則性的問題。

　　第二就是我們推動戶籍制度改革，這是中國城鄉統籌，城市均衡發展，城鄉均衡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國內改革開放三十年，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社會性的經濟問題，它是經濟問題，但是又涉及社會面，就是戶籍制度改革，這個方面至少認為有三個悖論。第一，一般的國際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它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它的城鄉差距逐漸逐漸縮小，原因很簡單，當大量的農民進城以后，城市發展了，但是農村的人口少了，農村的人口少到了只占社會總人口的10%以內的時候，農村的農民所種的地、蔬菜、莊稼糧食要供應的是百分之百的群體的吃喝使用，這個時候它的規模效應使留在農村務農的農民收入比城市的工人一點不差，城鄉差距縮小，接近甚至平衡了，這是城市化的過程。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三十年的城市化過程，城鄉差距拉大了。原因是我們的農民進城是農民工，并沒有真正成為城市的居民。五年十年二十年，年齡大了又回到農村，還是農村人，農村的人均生產力規模沒有擴大。這是一個問題。第二，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耕地越搞越少，建設性用地越搞越多，以至于我們國家18億畝耕地要作為紅線，堅決守住，嚴格控制城市的使用用地。全世界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耕地是在逐漸的增加，因為有一個基本的原理，一個農民在農村的宅基地、建設用地占比較多，到了城里高樓大廈，住密集了，資源利用好了，人均城市人口100平方米建設用地，在農村要200多平方米，那么進城過程中，農民轉化為城市居民，城里占100，農村退出200，一進一出，耕地會增加，我們沒有增加，原因很簡單，農民工沒有轉化為城市居民，所以最后兩頭占，最后耕地減少了，城市土地越來越緊張。第三，城市化工業化過程，總之這個社會人群要么城市人，要么農民，我們出現三類，幾億城市人，幾億農民，幾億農民工，這三類人兩棲運動，總之社會就不太平了。長此以往，是不合理的，是人權問題。所以重慶啟動了一個比較大的農民工的轉戶，我們從8月份啟動到現在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們目前每天800多個派出所的轉戶的點每天一個地方轉10人左右，800個點就七八千人，一個月三十天，大概可以轉20多萬。我們的目標就是一年多的時間，十幾個月，轉300萬。我也不希望幾十萬人排隊，而是一個非常有序的，每天正常進展，農民工高高興興的轉戶。大家也有擔心，農民進城以后，沒有工作，吃低保，財政受得了嗎？我們其實沒有把農民農轉非，我們是把在城里工作了五年的農民工，本來很有工作崗位基礎的，轉化為城市居民，不存在流離失所的問題。而且我們的城市在擴大，就業在擴大，經濟規模在擴大，就業崗位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農民會到城里打工。到城里打工的農民過年五年以后，我們又把他轉到城里。又有人說，搞這件事是不是想要農民的土地。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想法，我們過去想要地，農轉非，城市發展到哪里，公路修到哪里，征了農民的地，就農轉非。我們現在的概念，農民工是以他的青春和勞動力，以及有效的就業崗位獲得了城市居民的待遇。只有這個前提，沒有任何別的理由。所謂條件，就是有三五年這樣的工作狀態，就讓你轉。比如把幾十萬農民的小孩，過去幾十年中國的農民小孩能夠成為城市居民，只有考大學，考上清華入學這一天，農民的小孩就轉為城市戶口。但是我們中專生、大專生不轉，一個中專生畢業以后在城市里還是農民，他們的待遇比城市人要低，我們現在讓全市60多萬中專學生中，40多萬農民的小孩轉為城市居民，他們沒有地，他們現在20歲不到。所以我們不想要他們的地，他們有青春，有勞動力就行。第二，如果外地人到重慶，比如四川人，他在重慶工作五年，照樣轉，他們即使有地的問題，也是和四川討論，與我們無關。對我們來說，不分南北，就地轉戶。這是第二個概念。另外，我們這次的300萬人有100萬人是25歲以下的農民工，他們即使是農民工，他們在農村也沒有土地資源，承包地和他們也沒有關系，當時他們還沒有出生。總的意思我們這次不是以土地作為條件幫他們轉戶。這件事現在比較正常的在運轉，當然農民工進城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變革，我剛才說了，理論上這個地區轉戶是要有資金的，跟現金流直接有關的一個農民工十來年，社會出現的現金流的成本會達到六到七萬，和老百姓不發生現金流，但是和這個社會我們說基礎設施、城市道路的各種擴張相關的，一個人至少有四萬。所以其實這300萬人進來，就可能涉及到3000億。那么城市基礎擴張，不就是城市化過程中啟動內需的必然的前提和目標嗎？那么那六七萬現金流的問題，也不是政府拿六七萬，其實企業、社會要拿3/4，和政府相關的不到1/ 4。所以這件事，我們平衡得比較合理。這件事還在進展當中，我們會很努力、很誠心的把這件事做好，為重慶的城鄉統籌做推動，一個可以啟動內需，變成城市居民的農民，他的消費力比原來的農民工狀態消費每年至少漲幾倍。第二，為農村的發展農民的收入提高創造條件。當人口減少了幾百萬以后，重慶原來的農民人均的占地規模或者資源處置能力就會成倍的擴大，那么留在農村的農民收入也會增加。第三，實現城鄉要素資源的流轉。總體來說，這也是一個重大改革。

　　第三個改革就是民生的改革，微型企業。我們中國計劃經濟下，一般有大企業，大中型企業或者規模以上企業，有一個叫法是中小企業，再往下就是個體戶，缺乏一個微型企業的層面。我們把微型企業的層面鎖定在幾個人，十來個人左右，資本金幾萬元到十萬元、二十萬元。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大企業要解決的是工人的待遇，他有能力和國有企業一樣做任何事，門檻要同等，這是關鍵，其他都是沒有必要太多的優惠。中小企業要解決的是融資難，他的關鍵在這里。微型企業要解決的是資本金，因為很多的草根階層、低收入群體有一技之長，想搞一個企業，缺乏資本金，沒有注冊資本條件，就無法做企業。那么重慶政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最近做了一項改革，任何人不管是大學生、教師、還是文化工作人員，還是民間的下崗工人、農民工，只要注冊一個微型企業，擺一個攤點賣食品，還是做鞋子，開小商店、咖啡館，只要搞微型企業，就我們說的十萬二十萬資本金以外，十個人二十個人的小企業，只要創業，工商登記注冊的時候，你如果出了十萬，我就補助你三到五萬的資本金，我不跟你合資，我送你錢。如果有兩萬個這樣的企業誕生，假如他們拿了20億資本金，那么市政府就補助10億，他們就變30億，這是一個資本補助。第二，這樣一來，許多的民間想政府可以給我5萬，就跟兄弟朋友借10萬，可以這樣，但是借了以后，你不能我的5萬到了，你又抽逃掉資本金，這不行。另外，我們同銀行合作，幫助你一比一的貸款，政府信用擔保，由擔保公司擔保。第三，在你經營的過程中，可以由一個資本金的稅收優惠。意思是你拿了10萬做資本金，一年如果有10萬的稅收能夠交出來，我就把這10萬全部退給你，半年如果有有10萬，就半年退，如果三年才有10萬，就三年退，這和你自己的運作和努力有關。這樣一來，一個資本金，政府退稅退了一個資本金，貸款貸了一個資本金，補助了半個，實際上最后得到的10萬，就變成了三十四萬，把你催化起來了。如果有5萬個這樣的企業成功了，帶動的是100萬人就業。這是千家萬戶群眾的運動，這樣搞了以后，可能過幾年，這一批微型企業里就出現一大批中小企業，說不定十年以后，還冒出幾個大型企業。這是講改革。其實改革和民生有許多重大制度，這都是制度安排，觀念上要根本的調整。但是這種改革會推動經濟的發展。

　　第三，創新，創新要根據市場的潮流，看看我們原有的政府規章或者制度安排，或者國家的有關規定不符合潮流，那么你就對他進行改動，做一些創新。通過這種創新，它不是一個體制機制改革，可能就是一個章法的改革，但是這么一改以后，無中生有的一大塊資源就拿到你手中。其實我們剛才說的大規模的惠普的加工貿易基地，創新就是把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兩頭在外變成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無非是這個方面有一個創新，一下就改變了這個模式，產生了幾千億上萬億經濟規模的產業鏈。那么我們最近還做了一件事，就是中國沿海的加工貿易這十二十年，有1萬多億美元，但是結算在哪里？大家有時候想一個企業在哪里結算，這是傳統的概念。一個工廠采購原材料、加工、銷售，當然就在他公司總部的會計室里進行結算，這是傳統的工廠。加工貿易由品牌商下單子，由代工商做產品，由零部件廠供應，然后物流企業幫助川流不息的穿線，還有最終的百貨商店把品牌商從代工商這里拿到的商品銷售到老百姓手中，這是幾百個上千個企業在半個地球上活動，點對點發生結算，那很不合理，所以叫做離岸金融。兩頭在外，所有的活動都在外邊，離岸金融，結算中心在哪里？都在海外。那么1000億美元的結算過程有幾十億的稅，服務費，以及白領的收入。這個好處都流到了海外，所以我們實際上是三頭在外，銷售、零部件制造、結算都在外。重慶搞了一個創新，把重慶這個加工貿易的基地的結算搞到了重慶，從境外搬到了重慶，而且不僅是重慶的加工結算在重慶，整個企業的中國的結算、亞洲結算，亞洲結算本來在海外，都搬到了重慶。一年可以有上千億美元，我們的目標是三年以后，重慶爭取搞2000億—3000億加工貿易的結算，哪怕不是我們加工，是我們中國沿海加工的，但是他們現在的結算都在海外，我們爭取把它搞到重慶結算。這個概念是服務貿易的發展，是數據處理的發展，是高級白領服務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實際上加工貿易和服務貿易是手心手背的關系，是一體化發展。這里要有創新，為什么呢？因為如果你在中國國內結算，我們以前有一個法規，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離岸金融帳戶，那么我們這個帳戶就是離岸金融，要設在重慶。如果這個規則不創新，按老皇歷辦事，不能與時俱進，就把這1000億美元的結算弄到外邊。所以我們就修改了這個規則。有時候修改的一個規則是很細節上的一個小規則，但是這個小規則是一個大發動機，這個地方一動，每年拿幾十億的稅就來了，否則連一個送你稅的帳戶都開不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很多制度安排是要調整的。再比如我們的銀行，以前因為計劃經濟的時候，所有的銀行不做離岸金融，所以我們的銀行是沒有離岸金融業務的，1998年，中國第一個離岸金融業務是招商銀行，就是我們今天招商證券的兄弟單位，那是在深圳98年開始。現在我有1000億美元的離岸金融業務要處理，我們的銀行沒有這個業務。是不是該與時俱進？給他們這種業務功能呢？中國的銀行已經擴大到了這樣的規模，必須要有，那就要改革。所以我們跟中央首長匯報了這個事，得到了支持，中央有關部門、銀監會、人民銀行都支持，現在已經賦予我們一些國家的主力銀行離岸金融業務，重慶的這些業務，就可以一起做了。這都叫改革創新。

　　那么再比如我們最近又在研究一件事，剛才說的是加工貿易離岸金融服務的結算問題，進一步的是電子商務的金融結算。那么這個結算大家知道，電子商務再通過網站這些就可以成交，成績以后，我這邊付錢要付給一個結算單位，那邊收到錢以后，要有郵包公司把這個貨寄給你。中國都是用人民幣結算，電子商務中，還有很多虛擬的產品，一個美國人在打游戲機，要戰爭的游戲，要消耗1000元坦克，坦克從哪里來？通過中國的游戲網絡上的軟件開發人員或者沒事干的在網上玩的小朋友，就幫你造坦克，哪怕1元一個，也是1000美元。那么這個事情怎么付費，怎么論證？一大堆，海關每一單都要搞，外管局每一單都要核，就很麻煩，如果不管不核，最后變成境外人民幣市場灰色市場的買賣。所以這件事，同樣有一個結算問題。這就要創新。小單怎么變大單，事前怎么變事后，50萬美元一個實物貿易，可以有合同，可以事前監管、核定和審批，電子商務都是事后才能管的，事前管了，就不做這個買賣了，一想到要辦手續，就不買了，到商店買還簡單一些。這個要創新。如果實物貿易是1萬億美元，加工貿易也是1萬億美元，現在變成商務在中國國際的這種電子商務是幾百億美元，五年以后就是幾千億，十年以后我相信會達到1萬億，因為每年要漲60%。這么一個事情，這么一個業務量，重慶就要在這上面努力，力爭使重慶成為電子商務國際交流的結算中心。

　　那么如果把這件事搞起來，重慶看起來在內陸，因為都是電訊傳輸，我們力爭成為中國內陸的國際經濟中的一些結算中心。這也是我們要通過創新來實現重慶的內陸金融中心。當然金融中心不僅是這些內容，還有銀行證券保險，還用各種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各種各樣的要素市場的發展，這些都需要我們通過創新去努力把它搞好。

　　以上這些都是我由于時間關系，從比較概括的角度講我們的開放、改革和創新中的一些事情。讓大家了解重慶經濟社會生活中發生了什么。關鍵一句話，就是把黨中央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認真的貫徹到實處，貫徹到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中去，而這個貫徹的過程，除了主觀要認真以外，還要通過改革、創新、開放的手段改變我們的社會結構，轉變我們的增長方式，以民生為導向，來推動持久的內需發展，最終使重慶發展得更好。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