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2010招商證券論壇在中國重慶舉行。本次論壇主題為“新突破 新平衡——增長主題再思辯”，新浪財經圖文全程直播本次論壇。在“把握新機會”在這個議題中，針對“在這次的新的經濟轉型時期，我們的新的機會到底在哪里”這一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先生做了演講。

　　以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在“把握新機會”議題中的演講：

　　石小敏：首先我覺得很幸運來這里，招商集團是我們大型企業開放聯系最緊密的一個企業，由招商集團和重慶市政府聯合舉辦的論壇，非常及時，在這個時刻舉辦。我想陳志武先生已經表達了他一貫的觀點，他主張更多的給市場、給民營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他一致的觀點，他有很多這方面的文章，包括各國經驗比較的文章。我想就就新增長、新平衡、新機遇稍微談一點自己的想法。

　　我根據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剛才國外的學者做的主旨報告已經講得很清楚，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現在還沒有解決，如果簡化的話，以美國為一端，中國為一端，這個循環按照已有的舊的循環已經走不下去了，但是現在改革還不明顯。作為中國來說，不能說是埋怨別人，能否從自身出發，對這個循環的改進多做一點事，多做一點努力。比如剛才我們談到了像中國的M2這么大，有一塊就是原來的舊的循環固然帶來的。比如我們中央那么多美元，國家拿外匯儲備做我們大銀行的資本金，按照1：8比例，就可以放貸款，某種程度上，一女二嫁，人民幣就多起來了。當然我們整個資本市場，整個相關聯的證券和資本市場效率很高，各種資產的相互流動不那么順暢，占用很大。使M2大，也是有一定關聯的。這么大的M2，一旦市場化改進了，流動快了，當然對資產的價格和物價都會有影響。這個大循環的改進是各個調整走向新的結構的一個外部的條件。大家都在討論，能否找出一個有效的辦法，如果我們是里應外合，就很難解決，就會有貿易戰和匯率戰。如果能夠在一起討論，自己努力，那么解決起來就會方便一點。

　　說到中國的時候，我想講我們是在一個大環境下，這個危機爆發兩年了，和危機聯系最緊密的一個詞語就是不確定性。但是兩年過去了，這個不確定性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們感覺有不少的確定性現在已經向相對的確定的方向走了。比如奧巴馬上臺以后，對小布什的政策發生的很大的調整，他執政的方向和戰略相對比較明確，這點有確定性。比如為了解決經濟危機，美國的經濟總的戰略一個是新能源，一個是所謂負利率，負利率就是銀行利率加一定程度的銀行貶值，形成負利率。新增美元戰略，解決現在的一個經濟危機，解決未來的一個大產業，但是很難。現在還在討論和醞釀之中。能不能這四年形成一個基本明確的框架，下一個四年開始政府和市場，就美國來說，開始共同實施呢？現在也看不清楚。而這個負利率是要靠銀行的低利率或者零利率加上美元貶值實現，這是一個必然。不是說你抱怨就不實行了。這樣的方針下，中國怎么辦？中國也在考慮新能源，但是中國的討論往往是實施方面有很多的缺陷，比如很多大的國企，討論新能源的時候，形式是很多，但是實質上的改進，形成一整套戰略方針的還很少。這個不確定性，就中國而言，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危機到來之前，我們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我們的經驗不足。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自己的宏觀調控方針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從2008年的雙防，到7月份的一保一控，到11月份、12月份的全力保增長。我們經過了一年多將近兩年多的全力保增長，我們也遇到了一個難題。我們靠投資拉動在以房地產為主的城鎮化，房地產加基礎設施為主的城鎮化高投資拉動下，我們保持了比較高的增長率，9—10%的增長率，現在全球范圍內是少見的。但是同時我們也遇到了這樣的一種增長方式，短期內就遇到難以為繼的挑戰。整個這樣一個局面遇到了在各個方面似乎都觸及到了它的一個零界點。如果再這樣下去，有可能哪一天就泡沫破滅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調控到一個相對可控的狀態，不至于出現大的危險的狀態。那么我們的增長就開始下滑，一年以2個點的速度下滑，我們的通脹一年兩個點的速度在上漲。什么時候這兩個碰頭呢？我們曾經在08年9、10月份經濟滑到了5—6以下，通脹上到了5—6以上，那個時候的壓力非常大。所以我們遇到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深刻的挑戰。關于增長方式，調結構，保增長，誰前誰后，誰重誰輕的討論，已經討論了一年。這次五中全會的一個很大的好處使這個確定性增加了，比較明確傾向性的政策語言告訴了我們今后的方針。相反這個速度，相對來說變得不那么重要了。這個確定性現在有了。這是大家都非常關注和歡迎的。另外五中全會還有一個確定性的東西，就是我們治理結構的穩定性、延續性清楚了。緊跟著的一個政策就是利率調整，強化了整個這樣一個未來方向的確定性。有人做評價，我們的這次利率調整，使我們短期的特別情況下的一種刺激政策回到了某種經驗、常規的路上來。

　　那么我想誰都知道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未來的增長要在發展模式的轉換中進行。未來的平衡要在結構的調整中調整。但是調整結構談何容易？調整結構必須從改革的突破中進行。但是我們感覺，恰恰是在大家全力保增長的過程中，改革方向比較清楚。這幾年我們數了數真正的改革，真正含義的改革不多。有那么一點，比如林權改革，比如我們的新疆率先實行資源稅。大的改革不多，因為有阻力。所以在某種情況下，政府主導或者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政府主導，其實有的時候不可避免的。但是決策不能利益最大化，不能被捆綁，被官僚、利益侵害，完全掌控。那么就有問題。要反映社會方方面面的要求，才能使一個決策向著一個更合理的方向走。所以我感覺可能結構調整還要束縛于改革，有些改革壓力最大的時候可能就破繭而出了。比如我們的資源稅為什么能夠在新疆實現，因為那個地方的壓力最大。所以醞釀了很長時間，就讓他先試一步。提高民生我們遇到了多大的挑戰呢？比如我們想過如果2020年未來十年，我們真正要實現全面小康，真正實現完善的市場機制，有兩個硬指標是跑不掉的，一個就是把我們的居民消費比重提高10個百分點，一個就是我們的減排指標，我們已經承諾了，這兩個是最硬的。可能要提10個點的比重上去，大概需要25—30個給農民減免稅、加種糧直補的政策，我們這樣的政策準備夠不夠？但是也有大的，一個就等于5個這樣的政策的東西。我們已經提到了兩項，一個就是我們聶會長提到的，如果土地制度加房地產這塊，如果做一些制度上的突破，比如把我們的土地出讓變成一個相對規范的土地增值稅比如50%，一半政府拿來做公益，一半給農村集體和農民。那么在這個下面，農村的土地流轉就有了更大的空間。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的小產權房的合法性交易就有可能確定，因為聶會長講到去年我們9億平方米的商品房，大有還有八九億的小產權房，沒有在法律保證的交易內。這塊改革加上我們的住房體系的調整，住房制度的改革，這塊至少要釋放出來，在未來的五到十年，至少不低于五個給農民減稅免費的政策。還有一塊是服務業放開，包括我們的金融，服務業是未來大中專學生的主要的就業方向，也是整個產業升級的最重要的一個抓手。服務業上不去，我們老是在制造業里徘徊，我們不能進入比較高的經濟體制中。我們現在好象很有錢，都是上萬億的外匯，但是我們不能進入全球的金融體制了，我們很難參與到定價、評估這樣的高級金融活動中，必須得放開。如果金融業能夠放開，那么至少也得五個，農村減免稅，積極的提高農民的生產種植。服務業放開，加上土地和住房制度的調整，這兩個要同時搞，那么還有相互的作用，我們就可以拿到15—20個相當于給農民免稅的政策。那么在未來提高我們消費10個百分點是很有可能的，但是這需要醞釀，需要下決心，一定程度上需要突破特殊的利益。

　　而中國這么搞了，比如金融放開以后，我們外匯的持有性松馳，企業個人家庭都可以外匯，那么中國對國外的購買就會大大的增加，政府能買的民營企業都可以買，那么對全世界大循環的改善會不會有幫助呢？所以中國改革的推進，對世界新體系就是一個貢獻，對我們自身就是一個貢獻。所以我相信新的平衡在結構調整中，但是新的突破一定是在體制改革中。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