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 ○主持 于勇

　　⊙李康 ○主持 于勇

　　19日傍晚央行宣布加息，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此舉使中國加入了包括澳大利亞在內主要經濟體的少數加息國隊伍。在金融危機復蘇前景尚未明朗、人民幣面臨巨大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央行加息舉措給資本市場乃至經濟發展帶來的震撼更多在于時機選擇和利弊判斷下。如果說此次加息的初衷在于抑制通貨膨脹和房地產價格，那本人對于此次政策出臺時機和政策效果持強烈的保留態度。雖然理論上加息可以抑制通貨膨脹，但目前我國是否已陷入嚴重通脹或有嚴重通脹的明顯預期仍要打上問號，盲目抑制通脹帶來的與經濟發展方面的失衡可能比通脹惡果來得更為現實。而依靠加息來抑制房價的想法，除了加重了自主需求購房者的負擔以外，對房價的撼動猶如螞蟻撼樹。

　　其實，近期以來在“加息預期減弱”的普遍市場判斷中，“加息派”的擂鼓卻一直不斷。“加息派”反復鼓吹非加息不可，除了所謂的通脹預期理由以外，還有一個“不加息=負利率=老百姓收入受擠壓”的邏輯推論。然而我不得不指出，這種推論過于單向思維定式了。

　　筆者曾反復提醒，不要把加息看作是一劑速效藥，事實上它既治不了標也治不了本。目前階段加息將帶來的經濟萎縮和企業成本加重，是顯而易見的。通過就業途徑所聯系的企業生存與老百姓收入之間同樣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紐帶。在目前國內企業成本普遍較高的情況下，以加息再度加重企業負擔對老百姓收入提高絕無助益。

　　即使不考慮加息的復合效應，單向推論下的“加息可以增加老百姓收入”這一邏輯也是站不住腳的。對于中產階級和富有人群而言，細微的利率變動根本引不起關注，這部分人群有著相對富足的投資手段和投資資本，其資產增值的主要方式絕不可能是存量資金的利息收入，利率變動對這部分人群的收入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相反對于貧窮群體、農民等靠儲蓄積少成多的群體來說，加息對他們有意義，但絕對意義不大，就目前乃至加息后的我國整體利率水平而言，低資產人群由利率提高而產生的收入增加絕對值太小，以利息增量談農民或貧窮群體的收入改善純屬無稽之談。

　　筆者同意提高百姓收入是我國目前發展的重中之重。但加息解決不了百姓收入問題，必須通過收入政策的根本改革，從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入手，提高居民收入、勞動報酬比重，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并做好社保、醫保、養老保險等各項保障體制。現在宏觀層面聽到最多的就是“調結構”，從對進出口的過度依賴，從單一的投資拉動經濟模式，向消費結構調整過渡。而拉動消費，最根本有效的是調整收入結構，也就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從“國富民強”轉向“國強民富”！

　　年初筆者在《經濟發展的倒逼機制》一文中就曾提到“解決消費問題最大的瓶頸在于居民收入的提高。雖然表面上看近年來我國社會零售總額一直增長，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中國的消費率近40%，離60%和62%的國際正常水平有很大的距離，也小于‘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不在于儲蓄率過高，而在于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的比重下滑。這需要從各個方面提高居民的名義收入與福利收入，并解決養老、醫療與教育的后顧之憂。政府在這方面的大規模投入會形成另一個倒逼機制：推動政府把口袋里的錢從投競爭性行業改放到民生上面，與民爭利等諸多問題到時也能自然解決。”

　　因此，收入政策改革才是調結構的關鍵。“十二五”規劃已開始注意到收入政策問題，十七屆五中全會確立 “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原則預計將被寫入“十二五”規劃，從而讓更多的人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為一種可期的目標。（作者系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副總裁兼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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