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經濟步入后危機時代，雖然中國在全球經濟體中率先復蘇，成為亮麗的風景線，但在“十一五”規劃與“十二五”規劃交接之際，中國經濟仍面臨諸多問題，農民工如何市民化，城市化如何推進，如何保護好我們的家園，如何協調經濟增長與綠色低碳經濟矛盾，如何倡導低碳生活。聽聽專家們的觀點，或許有助于投資者理解“十二五”規劃。

　　巴曙松：城鎮化推動區域均衡發展

　　□ 本報記者 馬玉榮 馬紅雨

　　“今年兩會期間可能會出現更多關于區域經濟的提案，區域經濟將成為兩會的關注點，推進城鎮化建設仍是“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中國經濟50人論壇多位專家預計。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不同區域之間的規劃開始引起廣泛關注，也成為金融市場關注的重要投資線索之一；如果說中國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城鎮化水平差距的話，那么，城鎮化的推進與區域發展規劃的完善，會共同推動中國區域增長結構以及整個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

　　區域規劃

　　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

　　區域發展規劃將國家的全局戰略意圖與地方的實際需要有機地結合起來。巴曙松認為，通過此次區域發展規劃，全國將出現七大片經濟區，形成以網絡布局為特點的生產力分布，將打破過去以行政區劃為主要特點的經濟格局，搭建“大進大出”的經濟體系以及“大區域經濟”的“立足點”和“增長極”，帶動中西部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提高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區域，實現了經濟從全方位的經濟刺激轉變為以區域為重點的經濟刺激。

　　區域發展規劃有助于提升地區差異化核心競爭力。在產業區域調整中，東西部之間加快完成產業轉型升級，特別是沿海核心地區——珠三角、長三角、首都圈等通過節能減排，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將傳統產業不斷向周邊擴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向產業高端領域轉移。周圍地區、特別是市場通達性較好的沿海核心地區毗鄰區域以及沿長江、沿京廣線、沿黃河中游地區，在承接沿海核心地區因產業升級轉移出來的產業和人力資源中，加速推進自身產業和人力資源轉型升級，西部地區則加大對資源開發與工業基礎設施投資。

　　巴曙松認為，企業應成為區域經濟合作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獲得最大效益是決定產業區域轉移的核心因素。2004年后中西部地區的資本回報效率已經明顯超過了東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持續穩定超過東部地區。比如說像上海、廣州這經濟增長帶有龍頭地位的城市經濟增長開始比較高，但是投資增長率明顯的低于經濟增長率，這是產業結構非常的結果，比如說上海2008年大概GDP增長13%，投資增長大概9%。最近幾年增長一直比較領先的不是廣州，不是上海，是內蒙古，能動性投資和GDP的增長處于全國的前列。東部企業需要產業轉移開拓新市場、獲取低成本的資源和勞動力。中西部地區企業則轉移制造加工中心，在沿海地區做高端增值管理中心，企業成為區域發展及經濟合作的主體，不同地區之間形成相對的優勢互補。

　　形成城市集群帶

　　推進城鎮化建設

　　從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看，早在“十一五”規劃中就已經提到了城市化，但目前來看進展不是很理想，主要困難是農民工市民化。關于十二五期間如何推進城市化？

　　巴曙松坦言，城鎮化與產業區域轉移是個互動的過程,城鎮化發展帶來的產業分工格局與區位比較優勢的重構會促進產業區域轉移，而產業的區域轉移帶來的集聚效應和規模經濟也將推動城鎮化的發展。加快城鎮化建設也是世界范圍內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道路選擇。

　　自工業革命后，以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在全國范圍興起城鎮化和城市化城建設的浪潮。這既是區域經濟工業化的迫切需要，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要求和客觀規律，也是區域現代化的迫切需要。

　　巴曙松指出，從城鎮化的具體路徑看，政策研究界一直存在兩種模式的爭論，大致形成的共識看，以大城市的方式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好處是中國人多地少，大城市更節省資源，經濟學上的效率更高，壞處則是生活成本高、道路交通擁堵；而走小城鎮道路的好處是各地地方政府有極高積極性推動小城鎮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上，不足的是以前中國曾經在蘇南實行過小城鎮化，但是如果沒有產業的支持，沒有大城市帶動，很難深入。

　　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日益清晰，即更為強調以大帶小基礎上的不同城市定位，最有可能的一個路徑是“大城市工作、中小城市生活”。

　　這種方式的設定，必然會對中國很多公共設施、交通、治安、網絡等的布局，以及很多資產的估值都必然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根據有關政策研究機構的預測，在當前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的起點上，中國的城鎮化預計還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并且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中長期的動力，實際上，在2009年底的中央經濟會議中提出了“把城鎮化作為擴大內需的依托”，在這次研討班上把城鎮化視為“釋放中國自身最巨大最富有潛力的需求的空間”的舉措。

　　城鎮化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當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大約在46%左右，如果2030年達到65%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左右，就必然會產生一個巨大的需求空間，同時城市人口是增長潛力比較大的消費人群，也將帶動消費市場發展。

　　巴曙松認為，區域經濟發展推動了城市集群和產業集群的形成。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的城市集群帶，促成這個城市集群的非常重要的推動力，就是這些相關地區特定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產業上中下游集中度高，極大降低了產業整體發展的成本，使得這些產業在特定地區的發展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這將有助于城市集群和產業集群的形成，推動城鎮化的發展。

　　“城鎮化將推動區域均衡發展，”巴曙松預計，“將會進一步成為重要的政策切入點。”中國在城鎮化整體發展的過程中，地區間的城鎮化差距呈現不斷擴大趨勢，城市化水平也參差不齊。總體來說，東部城市化已經處于較高層次的現代化發展階段，而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城市化率低、城市規模普遍較小、層次較低、競爭力不強。

　　“通過全球發展的經驗總結，主要的發達國家基本上從沿海率先發展，然后通過內河向內陸地區拓展。如果這個趨勢得以延續的話，當前很多區域政策需要放在整個國家的大的結構調整背景下來考察，比如：海南旅游島的建設已經多年，最近得到市場廣泛認可，實際上與當前推動結構調整和內需發展、特別是重點發展旅游業等密切相關；而安徽的皖江開發帶等則與部分產業從沿海向內地轉移直接相關。”巴曙松進一步指出。

　　直擊低碳經濟

　　楊萬東：低碳經濟也是世界政治格局調整的新標桿

　　“中國崛起和高碳經濟，也形成了一個對應關系，因為中國是以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形象在最近30年不斷崛起的，中國崛起伴隨著中國能源消耗不斷增加，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資源依賴越來越嚴重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萬東表示。

　　眾所周知，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制造業由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主導，幾百年間向空氣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令人費解的是，為什么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議定書》，但奧巴馬政府高調宣布要加入世界氣候談判，要加入這個氣候政治的舞臺？

　　“這個氣候問題已從經濟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也就是說美國的核心利益實際上是美元保衛戰，通過變碳經濟為碳政治，采取碳經濟向碳政治的轉變來換取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楊萬東認為，“這對中國就是一個外部的壓力，因為美國在新能源上已經有了很多的技術儲備，美國產業的服務業化和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科技水平，使得美國在碳經濟方面又可能占先。美國可能通過低碳經濟的發展糾正過度偏重金融業的經濟結構，通過美國實體產業的競爭力的回升解決美國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

　　所以，中國必須要深度的開發經濟，然后通過技術的變遷，通過國際談判的中應用權益的爭取，來贏得自己國內的發展空間。

　　“十二五”規劃關注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產業選擇

　　□ 本報記者 馬玉榮 馬紅雨

　　“研究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應注意一個國際趨勢是所謂低碳經濟。”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在中國經濟50人年會上表示。

　　同時，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排放會加大成本，在很多排放措施是加大成本的，世界各國，現在之所以有一些推不通，是因為各種利益集團在阻礙這件事情。“現在發達國家都在改革了，我們也會改。‘十二五’會加大這件事情，以前是減硫，現在是減碳。但新興國家的“彎道超車”，限速外部性，遏制搭便車。”

　　就在剛剛閉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發改委提交的一份報告里有關2010年的八項重點工作中，有兩項直接涉及低碳經濟，另兩項間接相關，今年政協一號提案鎖定“低碳經濟”應在意料之中。

　　“低碳經濟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產業選擇，金融危機和低碳經濟這兩個話題基本上是一個此起彼伏的關系，就是在金融危機剛剛有人說是進入后危機時代的時候，低碳經濟這個呼聲就越來越高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萬東指出。

　　氣候變化有周期因素，有太陽活動，有火山爆發的影響，在工業革命之后則主要是人類活動，除了工業活動，戰爭、核試驗、現代化的生活以及能源結構都是氣候變化的原因。

　　因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源自房地產次級貸款，中國目前的發展特別是城市化進程中也出現房價不斷走高和房地產依賴，房價成為隨時可能破滅的泡沫。美國的金融長期的高速度的發展，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約在6%到7%，到上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占到了10%左右，但是2000年到2008年之間，它的金融業增加值占美國GDP的比重最高一度達到了34%左右，就是說由于美國的GDP中金融業的過度膨脹，為后來的危機埋下了隱患。

　　2007年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對美國的金融業形成了一個定向爆破，那么這個定向爆破之后美國現在面臨一個戰略選擇，按奧巴馬的話說，美國不能繼續依靠金融巫術來維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和美國人民的生活了。美國要調整進入到一種新的發展方向，那么這個新的發展方向就是現在所宣傳得比較普遍的低碳經濟的發展，是新能源、智能電網和生物技術，這些東西成為美國的新的產業選擇和戰略選擇。

　　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產業分析與預警處處長、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張勇表示，WTO是我國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低碳經濟模式又是一次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碳關稅最早由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提出，針對未遵守《京都協定書》的國家課征商品進口稅。意圖在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運行后，避免歐盟國家所生產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競爭。2009年6月22日，《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獲得眾議院通過，該法案規定，美國有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碳關稅目前世界上并沒有征收范例。但是歐洲的瑞典、丹麥、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顛和魁北克在本國范圍內征收碳排放稅。

　　張勇認為，對經濟學的挑戰主要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性，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機制，內部化碳排放的負面性。從具體的效率標準來看：并不是“帕累托最優”，而是“卡爾多—希克斯補償原則”意義上的效率標準。按照這一效率標準，在社會的資源配置過程中，如果那些從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獲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補償（并不要求實際實償）在同一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受到損失的人的利益，那么，這種資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吳敬璉：對“十二五”規劃的四個意見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一個好的發展規劃應當是吸取之前的經驗，對重大問題有持續深入的研究。對“十二五”我們大家有很高的期待，我想提幾點意見。

　　第一要總結十一五的經驗，我看我們十一五規劃是個很好的規劃，但是他的實際的進展不多，做一個好的規劃，怎么樣從過去4年總結出經驗來，我們“十二五”能夠制訂一個好的規劃。

　　第二是教育，以效率提高為基礎的增長方式，已經30多年了，30年中有很多進展，一方面深化，另一方面豐富了。對于干部和群眾的教育都是個很大的問題，這個教育要編點教材還是什么，能夠一層層展開，一直到落實。要進行全面教育。

　　第三，對一些重大問題要進行研究，在制訂的過程中和執行過程中都會提出很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需要深入的研究，然后根據研究的結果制訂具體措施。

　　第四，我們要學我們過去30年一個好的辦法，要放手，讓各個地方來創造，而我們這些企業家可以跟地方同志相結合，總結各個地方的經驗和教訓，因為地方有自己的特點，如果能夠發揮大家創造性的話可能更好，所以我建議我們要多關注和地方一起創造一些區域性經驗提供各地參考，用一定方式交流。

　　楊偉民：應加入新的約束性限制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楊偉民表示，第一是如何編訂操作性的方案性的，我說的是一個規劃的寫法，“十二五”能不能改善一些，專門就每一個重大的專題和重大問題，比如擴大消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會帶出來其他很多方面變化。

　　第二個問題，如何確定“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在于如何確定約束性指標，十一五規劃將目標分兩類，一個預期性，一個約束性，目前來看是非常好的創新，當時確定約束性指標涉及到公眾利益，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指標。我個人覺得，可以考慮加入新的約束限制，開發強度是一個指標，是所有的這個地區建設空間占整個這個區域的比重，包括各種道路等等。

　　夏斌：財政金融政策要明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建議，人大應定期對國務院的規劃進行檢查，向“十一五”規劃發問，否則是貼在墻上的。

　　規劃要講政治，“十二五”規劃和過去五年規劃定完以后是不是每年財政部人民銀行，我們黨組在討論每年工作和規劃兩碼事，在十一五規劃專家座談會我講，怎么辦，怎么執行這是“十二五”規劃的關鍵，要有這些，要講不是應該怎么樣，而是要講如何達到這個目的，怎么要求，怎么制度變化，這是關鍵。

　　第二點，為了落實這樣的狀況，我提過，人大通過兩年半，一年半必須對國務院的規劃進行檢查，我在十一五規劃發問，否則是貼在墻上的。發改委長期搞國民收入，都是搞的是投資項目什么的，而現在我們更重要的是增長方式改變，全球經濟等等。

　　因此這個體制下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是，可能更多在財政金融政策方面要有非常明確的要求，否則規劃里面就加上財政的話。我沒看，如果延續過去那樣，大部分是發改委講的項目民生等等，真正的機制不變化，要具體的東西，這才使規劃真正變成中國人民利益推動的計劃。

　　鄭京平：應明晰規劃的定位

　　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表示，討論研究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應注意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考慮“十二五”規劃面臨環境的時候需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新和舊的關系，既要注意挖掘新特點，也不能忘記舊的因素，要注意處理好新與舊的關系。二是處理好國際與國內的關系，既要考慮國際趨勢的變化，更要考慮國內實際情況。

　　第二個問題是規劃定位的問題。我們制訂五年規劃時一定要進一步明確規劃的定位，明確規劃的功能。規劃到底是給中央政府制定的，還是給地方政府制訂的，還是給企業還是公民制訂的，應怎樣規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公民在規劃中的責任和義務等等。只有明確好規劃的定位才能使規劃可行。

　　張曙光：規劃要從強國到富民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表示，“十二五”要實現從強國到富民的轉變。不完成這個轉變，“十二五”很多問題很難解決。

　　一個“十二五”要從強國到富民的轉變，咱們前30年基本的戰略是以政府為主導，國有企業為基礎，以強國為目標，所以不完成這個轉變，“十二五”很多問題很難解決。

　　第二個要完成一個轉變，從外援工業化到內援城市化轉變，前30年基本上是外援工業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業化，哪個國家內援工業化很難成功，但是問題在于外援工業化成功以后，咱們現在出現的問題需要轉變，城市化的事情需要動我們內部資源管理，不能寄希望于外部。

　　第三，如果咱們政府主導，如何使得現在的相對價格關系在“十二五”能夠逐步合理化，使經濟不斷從政府所謂主導的轉變成價格作為基礎，作為很重要的參數來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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