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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不利擴大消費

  ⊙王遠鴻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國際標準,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是導致我國城鄉收入差別擴大的最根本原因。而二次分配沒有起到平抑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加劇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收入分配失衡的加劇將不利于擴大消費。

  ⊙王遠鴻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國際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199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迅速提高。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仍遠遠低于GDP的增長速度。

  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體制尚不完善,政府對再分配的調節仍不到位,以及各種監管漏洞等原因,導致收入渠道混亂、弱勢群體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來越嚴重。

  以1978年不變價格衡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1978~1988年,基本呈逐漸縮小態勢,198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51:1,為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隨后,在城鎮改革的推動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到2006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達到1978年的水平,2007年、2008年進一步上升到2.63:1和2.64:1。

  如果以現價衡量,城鄉收入比從1978年的2.57:1回落到1982年的1.82:1后,便震蕩回升,2007年達到3.33:1,為1978年以來的最高點,2008年小幅回落到3.31: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得更快。這種城鄉差距已大大高于國際標準。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種實物福利和補貼等隱形收入,城鄉差距可能更大。

  從省際間居民收入差距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差距(最高與最低地區比較)由2003年的8337元擴大到2007年的13610元,相對差距由2003年的2.28倍擴大到2.3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絕對差距由2003年的5089元擴大到了2007年的7816元,相對差距由2003年的4.26倍擴大到了4.36倍。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原因何在

  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在市場化導向的收入分配體系下,一方面,經濟自由化帶動了私有部門的快速發展,出現了市場化的收入分配模式,隨著私營企業的發展壯大,私營企業利潤的成倍增加,私有部門內部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同時,國有部門改革內部的分配制度,采取了效率優先的分配原則,拉大了國有部門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成為重要的分配形式,而要素參與分配本身就具有強化激勵從而擴大收入差距的內在機理。資本、知識、技術等帶來的收入占比擴大,家庭財產的巨大差異導致的創收能力差異等,都擴大收入差距。因此,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其合理因素。

  但是,由于我國仍然存在著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經濟,市場機制尚不完善,加之由于制度建設、宏觀調控和管理手段的缺陷,政府在第二次收入分配中不但沒有起到平抑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調節,這些不合理因素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

  二元經濟強化了收入分配差距。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已經存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所謂的雙重二元經濟結構的格局:一方面是農村落后的農業部門與城市先進的現代非農業部門的強烈反差;另一方面在農村內部,由于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使得以鄉鎮工業為主的非農產業同一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之間,形成了另一層次的二元經濟結構。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是導致我國巨大城鄉收入差別擴大的最根本原因。

  收入再分配環節政府職能缺位。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來實現。稅收的主要對象是高收入群體,轉移支付的主要對象是低收入群體,政府在其中起“抽肥補瘦”的作用。由于政府缺乏對市場失靈領域的充分介入,我國目前的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作用極為有限。

  首先,稅收政策對高收入者的調控不到位。稅收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在調節高收入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國對居民收入缺乏全面有效的統計,工資外的各種收入如灰色收入、金融資產收入、經營性收入等缺乏系統的統計數據,無法納入所得稅調節的范圍,造成我國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調節。2003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結構中,工資、薪金所得項目收入超過50%,這就意味著,工薪階層是我國個稅收入的主要負擔者。其次,財政投入再分配的資金不足。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中屬于收入再分配支出的比重極低。

  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和監管。制度建設滯后和監督不到位所導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由于管理漏洞和監督乏力,造成大量國有資產被少數個人攫取。二是由于市場監管不力,一些企業和個人通過走私販私、制假造假等違規違法經營行為,牟取巨額利潤。三是在利益驅使下,部分政府部門人員的尋租行為產生了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隱形收入,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

  公共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與收入水平之間存在較強的正向關聯,尤其是近年來知識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教育水平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聯也更加明顯。

  但是,我國公共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分布嚴重失衡,2003年,全國城市初中畢業升高中的比例為77%,而農村和縣鎮合計初中畢業升高中的比例僅為29%。教育機會不均等已經成為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的關鍵因素,有研究證明,教育機會不平等對我國城鎮基尼系數的影響高達14.1個百分點。

  

  收入分配失衡加劇不利于擴大消費

  消費需求作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時期內取決于收入水平和消費傾向的變化。目前我國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相對緩慢,同時,收入差距的拉大,也不利于擴大消費。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有遞減的趨勢,高收入人群的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傾向。因此,如果收入分配平等,則會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會的消費傾向就越低。

  國家統計局利用1986~2003年城鄉居民住戶資料和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建立了平均消費傾向與基尼系數之間的消費函數,回歸結果表明:

  第一,我國城鄉居民消費與收入分配成反比關系,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費傾向越低。第二,農村居民消費對基尼系數的彈性系數(0.71)遠高于城鎮居民消費對基尼系數的彈性系數(0.28),說明農村居民消費行為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動更為敏感,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所帶來的消費傾向的下降程度而言,農村更甚于城鎮。這一結果部分地解釋了1990年以來的大多數年份,在收入水平低于城鎮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增長速度和平均消費傾向卻低于城鎮的“背離”絕對收入假說的不合理現象。

  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制度,尤其是戶籍藩籬阻礙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導致我國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嚴重錯位,而就業結構的調整遠遠落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決定了我國已經具有較大的工業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但是就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現狀,則決定了消費能力的相對不足。而占人口比重較大的低收入農民,與相對過剩的二、三產業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之間,無法形成供給與需求的良性循環,這就造成了消費需求難以擴大的問題。

  另外,農村問題還反映為農村貧困人口多,農村減貧工作難度加大,貧困人口規模出現反彈。大量“種地無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游民正在成為新的社會邊緣群體。城鄉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生活困難,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這種收入結構雖然有利于中國的民營經濟或私人資本的快速發展,有利于中國長期保有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但收入差距的拉大在促進了高儲蓄和高積累的同時,則不利于消費的擴大和產品均衡有序地升級換代。

  從消費結構看,中國的普通消費品產能因多數人(尤其是落后地區農民)收入低下而處于過剩狀態,高端消費品則供需兩旺。與這種畸形的消費結構相聯系的是中國產品結構畸形的升級換代。這樣一來,一極是被稱為“房車路”的某些產業鏈的自我循環的欣欣向榮;另一極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消費品的產能過剩或消費不足。

  同時,現行戶籍制度也不利于進城農民消費方式城市化。我國每年有大約1.2億以上的農民進城工作,連同家屬進城農民已經超過2.1億人口。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卻使他們無法變為城里人,只能以候鳥式的方式在城鄉之間流動。他們僅僅把城市當作自己掙錢的地方而不是花錢的地方,把自己在城市中的消費節省到極限,把能省下的每一分錢積攢到農村去建房、婚嫁,按照農村的生活方式去消費,使得他們在城鄉的兩個居住地都不具備滿足他們改善消費水平理想的條件,消費需求被候鳥式的生活方式所壓抑。

  (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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