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研究員 湯昕

　　通脹成因無外乎四種，需求拉動型、成本推動型、結構性通脹、貨幣供給。

　　現實中的通脹，不會是單純的某一類型。往往各種成因都有，只是各自的貢獻力度不一。

　　食品對CPI貢獻占八成

　　需求拉動是指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引起的一般價格水平持續顯著的上漲。其中又分不同的階段。

　　需求拉動，也就是供給不足。目前中國的情況，總體上還是偏產能過剩， 或者說產能局部過剩，需求整體超過供給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過就局部而言，食品尤其是農產品供給不足的可能性很大。有不少專家認為， 2010年，農產品的表現可能超出預期。雖然已經連續六年農業豐收，但今年農產品可能面臨減收。

　　從CPI構成看，食品類商品對CPI的貢獻頗大。

　　歷史數據也表明，每次通脹，肯定缺不了食品類商品價格上漲。食品類商品占CPI的權重大約是三分之一。據此估算，2007年和2008年食品類商品的價格上漲，為CPI的增長貢獻了80%。

　　2007年，CPI為4.8%，而食品類商品的CPI是12.3%；2008年，CPI為5.9%，食品類商品的CPI是14.3%，期間的2~4月，更是超過了20%。剛剛過去的2009年12月，CPI同比增長1.9%，而食品類商品的CPI是5.3%。

　　在今年通脹預期強烈的背景下，農產品相關股票以及農產品期貨的投資機會值得考慮。

　　貨幣供給成通脹隱憂

　　經濟學大師弗里德曼最知名的理論提出，通脹都是貨幣現象。他認為根治通貨膨脹的惟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控制貨幣增長。

　　簡單地說，如果有1萬元的商品，貨幣供應也該是1萬元的話，物價水平就是1。但如果有2萬的貨幣供應，則物價水平就提高到2。

　　2009年，新增信貸9.6萬億，接近2008年的兩倍。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達27.68%，達60.62萬億元，增幅比2008年高出10個百分點。而且理論上，從貨幣供應到通脹有一個傳導的過程和機制，一般需要6個月到1年的滯后期。

　　這也無疑讓投資者更為擔憂2010年的通脹預期。

　　對于M2、GDP和CPI的實際增速，央行曾經有個估算，M2增長減GDP增速， 再減去CPI，合理差值大約是3%、4%左右。2000年到2008年，這個差值是在-1%~8.5%之間，平均略高于4%。但是2009年，這個差距高達19.7%。流動性的增長遠超GDP增長，而同時CPI沒有增長。資產價格、大宗商品于是就成了流動性的出口。

　　其實，CPI負增長和我國的CPI構成關系很大。美國的CPI構成中，居住類的權重接近43%，中國則是13%。如果居住類的權重能有所提高，相信2009年的CPI必會見紅。

　　官方表態2010年貨幣政策仍然是適度寬松。但與2009年相比，適度寬松是不同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張承惠認為2009年重音在“寬松”上，2010年的重音則在“適度”上。預計2010年的流動性增長將保持適度的增長。但是2009年基數很大，因此2010年的流動性依然非常可觀。而且2009年天量流動性的滯后效應將給2010年帶來很大壓力。

　　另外，政府在2010年對房價泡沫表現出嚴控的態度。如果流動性的滯后壓力不能向資產價格釋放，那CPI的壓力就會劇增。

　　2010年，政策將會很微妙。在經濟增長、CPI、房價、出口等諸多因素之間，政府會平衡走鋼絲。

　　可以有多種選擇目標。GDP增長控制在9%，CPI增長3%左右，將是最好的目標。也有預測認為今年GDP增長可以達11%，相應CPI則可能是5%甚至更高的水平。

　　但調控掌握在政府手中，有貨幣政策、價格管控等多種調控手段的存在。如果通脹發展超過預期，可以預見的是，政策緊縮力度將會加大、提前。

　　成本推動和結構性通脹

　　不是中國問題

　　成本推動是指在總需求不變情況下，由于生產要素價格上漲，致使生產成本上升，從而導致物價水平持續上漲的現象。在西方經濟體系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工會等對市場價格具有影響力的利益團體。這顯然不是中國的情況。

　　前兩年，勞動合同法出臺時，推動成本還有可能存在。但現在勞動合同法早已實施，不可能再次成為推動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的理由了。

　　成本推動還有一個情形就是價格輸入。由于國際市場上石油、原材料等價格上漲，導致國內這些基礎產品的輸入價格增加，從而引起國內的價格上漲，并最終引發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但今年石油等價格上漲預計將比較和緩，顯然不會出現2007年和2008上半年那樣的瘋狂場面。而且在供給過剩的經濟環境中，成本并不決定價格，主要還是由需求決定。

　　結構型通脹是指由于結構失衡而引發的通脹。生產結構的變化導致總供求失衡或者導致部分供求失衡而引發的通貨膨脹。這些變動因素包括需求變動，各部門勞動生產率差異的變動,各部門開放程度的差異。

　　中國過去發生的通脹中，有結構性通脹的影子。但是現有的價格管控，政府控制了很多上游產品價格。因此筆者認為在2010年，結構性因素更有可能成為政府控制物價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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