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

　　上證觀察家

　　世界經濟復蘇的希望并不取決于主要發達國家頭痛醫頭式的救市與經濟刺激措施，而是在檢視導致這場危機根源的基礎上，各國在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過程中的互利性合作與負責任行動。即將上臺的奧巴馬新政府可能的新政以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行為空間的擴大，或許可能為全球經濟帶來新希望。

　　章玉貴

　　即將過去的2008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最痛苦的一年。

　　金融大崩潰已使美國的國際信譽受損并有可能動搖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但實際損失最大的恐怕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我們很難說美國是否有意引爆這場經濟危機，但是這場危機無疑造成了全球財富的重新分配。各國終于明白：把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危系于美國一身既是歷史賦予美國的機遇，也是歷史對美國國際責任感的考驗，更是一種危險游戲。如今，沒有哪一位經濟學家或者研究機構能夠準確說出或者愿意披露一本爛賬的美國經濟的真實面目，這才是世界經濟的真正不幸！

　　不管2009年的世界經濟走勢如何，發展永遠是全球共同面臨的主題。寒冷的冬天也有可能成為希望的春天。只是，筆者擔心：如果主要發達國家依然把復蘇本國經濟的希望寄托在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財富掠奪的基礎上，如果一向自大的歐美財經官員依然延續頭痛醫頭式的救市邏輯，則世界經濟最多只能迎來小陽春。世界期待：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發達國家應在檢視導致這場危機根源的基礎上，會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并在此過程中采取互利性合作與負責任行動。

　　令人擔憂的是，美國至今沒有正面承認自己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是導致這場危機的根源。甚至有外媒說中國應對這場危機負有一定責任。其實，稍具經濟常識與經濟觀察能力的人都知道：全球經濟之所以被美國拖入大衰退之中，除了當今世界尚無一個可以平衡美國影響力的國家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64年前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盡管這個體系已經瓦解，但美國憑借超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建立了足以維系其對主宰世界經濟的機制化霸權。因此，某種意義上講，今天，除美國之外的世界各國還在替這個已瓦解的體系還債，而美國也藉此建立起了讓世界經濟遲遲不能擺脫其控制的經濟策略。

　　眾所周知，美國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嚴重失衡了，雙赤字的不斷擴大，使得美國必須尋找不斷補充經常性逆差的來源，以確保其資本項目下的順差。于是在90年代，美國利用其話語霸權大肆炒作新經濟概念，通過資本市場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金輸入美國。并憑借其國家信譽，吸引日本和中國等國大量購買美國的國債，間接地支持了美國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自1994年墨西哥危機以來，美聯儲每遇到金融危機爆發，都習慣性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救市，結果卻造成了全球流動性過剩以及對世界經濟穩定構成嚴重威脅的對沖基金的涌現。而隨著科技股泡沫破滅和“9·11”事件發生，美國資本市場引資功能開始減弱。于是，美國政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雙管齊下。2001年，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通過向市場釋放出大量的流動性，最終克服了因為股市泡沫破滅造成的市場恐慌。然而，由于連續幾年的實際負利率，美元在市場上供大于求，以至美元貶值。另外，布什政府為緩解戰爭對美國經濟構成的壓力，采取了一系列減稅、減息等提振經濟的措施，在使美國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長期處于高位的同時，也為美國次貸危機埋下了伏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外大量舉債，將本國發展的風險轉嫁給日本、中國等債權國；對內大肆信貸擴張，并將風險巨大的本土各類次級按揭貸款打包為CDO方式售賣給別國銀行，提前將房產和金融泡沫的風險轉嫁、釋放。而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為了防止經濟衰退，挽救陷入危機的美國金融體系，采取了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注入了大量流動資金。這種有意為之的美元貶值盡管達到了對外輻射周期性風險，在全球范圍內分攤次貸成本的短期目的，卻將世界經濟推入了更大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之中。

　　因此，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美國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如果美國能夠在危機開始發酵的時候認清形勢，及時回收損人并不長期利己的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并與主要經濟體和有關國際經濟組織一道，加快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調動各國解決危機的積極性，相信次貸危機不至于演化成今天這樣一發不可收的困難局面。但是，美國再次選擇了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而不斷發酵的次貸危機如同艾滋病毒一樣，摧毀了昔日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寂寞高手——華爾街金融寡頭的免疫力，美國在為自己的自私買單的同時，也把各國拖入了這場全球浩劫之中。

　　也許，即將上臺的奧巴馬新政府可能的新政以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行為空間的擴大，能為全球經濟的未來創造新希望。我們冀望：奧巴馬政府能夠兌現其競選時的改革諾言，在采取切實措施穩住金融機構的同時，加強對金融機構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反思美國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在清舔傷口的同時通過刮骨療醫來建立確保經濟健康發展的金融體系。同時，加大在實體經濟發展方面的投入，強化科技研發，以科技革命引領世界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經濟大國在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過程中，亟需采取互利性合作與負責任行動。因為各國自私的經濟政策博弈只會使世界經濟陷入薩繆爾森所說的“合成謬誤”，拖延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而中國在通過擴大內需，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共度時艱的同時，可以適當增加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但必須謀求與經濟實力相稱的經濟話語權；其他新興經濟體也應積極擴大自己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行為空間，以建設性的舉措共同為全球經濟的未來創造新希望。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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