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晨

　　中國如何才能加快成為一個創新經濟體？首先要保持開放性、市場的競爭力。第二，中國未來即使僅僅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也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同時，需要鼓勵風險資本發展，以及其他能夠促進創新的投資方式。第三，加快升級高等教育，與大學擴招同樣重要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日前，世界銀行中蒙局局長杜大偉(David Dollar)在中信出版集團《比較》雜志編輯部發表了演講，簡要介紹了《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報告的主要觀點，并回答了《第一財經日報》的提問。

　　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局在其最新報告《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中，給出了東亞和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個原因：一體化(integration)、創新(innovation)和回報率遞增(increasing returns)。杜大偉更強調了創新的作用——貿易與一體化、城市化和回報率遞增都與加快創新緊密關聯。

　　一體化、創新和回報率遞增

　　《第一財經日報》：為什么借用文藝復興的“復興”(Renaissance)來描述東亞的經濟增長？

　　杜大偉： 10多年前，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很多人預測，危機所揭示的結構性弱點將使該地區陷入滯脹。然而，自從1998年以來，東亞地區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非常令人吃驚：國內生產總值幾乎翻倍，年增長率超過9%，以美元現價計算，2005年達到了4萬億美元的水平。

　　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就是由于知識上的新發現催生了新思想和經濟發展。在東亞，也具有和文藝復興時期同樣的特征：創新得到了重視，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同樣，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也是充滿了新觀念與舊世界的沖突，有很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在當前東亞的經濟增長中，我們也會面臨更為深刻的社會融合(social cohesion)的過程。

　　《第一財經日報》：貿易發展和一體化進程怎么樣起到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杜大偉：東亞和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個因素，就是貿易的快速發展和一體化進程加快。

　　東亞地區在貨物貿易方面已經是世界上最開放的，這推動了專業化發展。這使得中國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能夠擴大規模產業，尤其是在電子產業。由于形成了規模，產業內貿易發展極為迅速。

　　另外，物流的發展也對東亞經濟增長作出了突出貢獻。有證據說明，生產網絡促進了東亞地區整體的技術進步。這是因為，貿易特別是產業內貿易促進了分工，每個國家都在生產最有效率的產品。比如，對中國的高技術出口的顯性比較優勢進行分析，發現顯性比較優勢是1.8左右。這意味著中國在參與地區生產網絡的過程中，出口正在變得越來越專業化，效率也在提高。至少在短期內，技術和效率的收益為正。也就是說，專業化使得中國在高技術方面的發展加快了。

　　過去，東亞經濟的發展受益于貨物貿易自由化，現在應鼓勵服務貿易自由化。這方面的開放性對一國的競爭力很重要。

　　《第一財經日報》：你提出的第二個因素是創新。

　　杜大偉：是，東亞過去10年經濟成就的第二個原因是創新和教育。

　　這可以以一國GDP中投入研發的比例來衡量，另一重要指標是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這些年中國大學在擴招，但要使中國成年人中受過大學教育的比例明顯提高還需要幾十年。東亞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高于自身發展水平，如韓國、菲律賓，也包括中國。

　　比創新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創新的產出，測量這種產出很困難，但我們可以運用一個指標：每10萬人擁有的專利數。

　　在未來，中國如何才能加快成為一個創新經濟體？首先要保持開放性、市場的競爭力。第二，中國未來即使僅僅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也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同時，需要鼓勵風險資本發展，以及其他能夠促進創新的投資方式。比如，在美國，大家可能覺得意外的是很多創新成果來自中小企業，所以它們獲得資金很重要。第三，加快升級高等教育，與大學擴招同樣重要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第一財經日報》：回報率遞增的因素該怎么理解？

　　杜大偉：我所說的回報率遞增主要是指城市化方面。因為，城市是創造規模經濟的地方。

　　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城市的勞動生產率是農村的三倍。在中國，很多人對城鄉收入差距很擔憂，這種差距可能還不止三倍，但這種差距在亞洲都很普遍，這由生產率差距產生。要縮小這樣的差距，中國必須允許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在很多亞洲國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之一。比如，一個人離開農村和農業，農業產出并不會因此有很大減少，但他到了城市，卻會使城市的產出有顯著增長。

　　過去10年，東亞地區的快速城市化成就了經濟的發展。當然，這也意味著挑戰，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和衛生比較差，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中國也需要加強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中國城市人口快速增長，今后每年城市新增人口1500萬，10年即1.5億，要使他們在城市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必須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化發展能否帶來正向的經濟效應非常關鍵。其中，“宜居性”非常重要：一個城市環境優美，交通良好，自然會吸引很多人才來此定居，也吸引創新型企業來此投資。現在，中國處在很重要的時刻，也容易犯錯誤，必須要參考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未來10年，東亞國家城市化的潛力依然存在，但不少大城市在宜居性方面面臨挑戰。

　　環境與城市化密切相連，快速城市化造成空氣污染，使得能源效率低下等。農村人口未來要轉移到城市，城市提高宜居性才能使城市人口收入不斷增長。

　　城鄉差距與環境的挑戰

　　《第一財經日報》：為什么選擇一體化、創新和回報率遞增這些因素作為解釋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要素？

　　杜大偉：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要素的積累，尤其是資本的積累。但是，傳統的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如此之快，因為按照要素積累的角度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應該比現在更為緩慢的。

　　為了解釋中國經濟為什么增長那么快，就必須轉向新經濟模型。需要強調創新和教育投入、回報率遞增等在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用經濟學術語就是放松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強調與規模經濟效應相關的專業化分工、創新和城市化進程對東亞經濟的推動作用。

　　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并沒有給企業的行為留出空間。企業完全可以自行開發和應用新技術，但是完全競爭的假定使這種自行開發技術的動力消除了。因此，新古典經濟學模型不得不假定一個外生的技術增長率。

　　新的增長理論則試圖解釋，企業在可以獲得一定的經濟回報的情況下，創新是如何發生并在經濟中運行。比如，大約60%的出口增長是通過新產品的差別化而非相同商品的大量出口來實現的。另外，隨著知識在全社會積累，經濟理論上可以無上限地增長。這與傳統的依靠資本與勞動力投入的增長模式有很大不同。這是這份報告理論上的價值。

　　從現實層面上，世界銀行《東亞復興》這份報告試圖回答東亞地區能否以及怎樣保持長期增長的問題。我給出的回答是，如果能夠解決好一體化、鼓勵創新和城市化問題，東亞和中國經濟就能夠維持長期增長。

　　《第一財經日報》：這三個因素中國在未來是不是需要繼續推進？

　　杜大偉：我建議應繼續鼓勵區域和國際層面上的貿易自由化。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向知識型、創新型經濟轉型。為此，必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風險資本的發展。另外，中國應該繼續城市化進程，同時也要處理城市化進程中的很多重要問題，比如環境、交通和城市貧困人群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在這份報告中談到動力，也提到了阻力。你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杜大偉：主要是兩個問題：城鄉差距和環境。隨著城市化水平進一步加快，城市所帶來的規模效應也會越來越凸顯，城鄉差距還可能會加劇。未來25年或更長，中國還會繼續經歷從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遷徙。我預計，這種遷徙會直到中國農村人口降至3億~5億——最好是3億——這個數字足夠保證糧食生產，又促使農村人均收入維持一個較高的水平。

　　環境保護也是一個重要挑戰。如果城市環境糟糕，會威脅到知識與技術的流入。事實上，一個良好的環境本身也是經濟增長的目的。

　　要做好準備，應對永久性高價能源和資源

　　《第一財經日報》：你在解釋經濟長期增長的時候強調了三個因素，但是你忽略了另一些因素，比如制度。

　　杜大偉：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不過，制度的安排其實貫穿于我上述所說的三個要素當中。什么是制度安排呢？比如，世界貿易組織是一種關于貿易和一體化的制度；保護知識產權是一種鼓勵創新的制度；戶口是一種關于城市化的制度。如果需要深入了解這三個要素的話，就必須要研究制度性的因素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

　　以創新為例，推動創新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是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在1992年和2000年兩次強化了《專利法》，并且在現實中不斷加大對專利的保護。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改革加速，大大強化了與國有企業有關的私人財產權，鼓勵了創新。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的專利數量加速的一部分主要原因。

　　《第一財經日報》：你提到了貿易與一體化對東亞和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因此，我想問問當前的石油價格與貿易的關系。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即貿易成本（比如運輸等）為零。但是，不斷高漲的油價沖擊了這一假設。石油價格上漲提高了運輸和移動的成本，這會不會對貿易和全球化造成影響？

　　杜大偉：如果你考察美國等發達國家會發現，交通只占貨物成本的5%左右。即使石油價格倍漲，對價格的影響也不會有太大影響。我們希望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不要因為石油價格停下腳步。

　　當然，面臨石油價格高漲的情況，我們還是要作很多準備。比如，改進交通方面的技術。否則，石油價格就真的成為一個阻礙貿易與全球化的因素了。

　　《第一財經日報》：石油等資源價格上漲會是長期的嗎？

　　杜大偉：我同意。我認為，石油價格會永久性高漲。在石油價格的帶動下，糧食價格也在上漲。過兩年糧食價格可能會略微下降，但不會太多。我想，我們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應對永久性高價能源和資源的時代。

　　《第一財經日報》：能源價格上漲會對中國的發展帶來什么特別的影響？

　　杜大偉：很多人在談能源價格上漲，將使中國經濟尤其是出口經濟受到重創。但是，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這是因為，正如我們的報告所說，中國經濟的增長在最近幾年已經不依賴資源密集型生產，而是來源于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和創新。能源和自然資源低價格實際上是在補貼出口產業，而且補貼作用也不是特別明顯。現在中國有大量貿易盈余，因此我認為需要調整能源和自然資源的價格體系，比如成品油價格，以消除價格扭曲，反映不可再生性的自然資源的真實價格。

　　如果10年以前，資源價格上漲會給中國帶來困難。即使是現在，能源價格上漲對特定的產業也會有一定影響，對當前的產業布局和城市化規模也會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不過，從整體上看，現在，資源價格居高不下的情形會促進中國經濟實現轉型。而且，這也會促使中國加快創新，包括在環保、節能方面的創新。正如我所說，創新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杜大偉

　　● 紐約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達特默思學院中國歷史和語言學士學位

　　● 1990年，加盟世界銀行，擔任亞洲地區的經濟學家。加盟世行之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任教；在生產率增長、技術轉讓和東亞發展領域發表過大量論著

　　● 1995年之前，任世行負責越南的首席經濟學家。在越南的穩定化和市場經濟轉軌期間為越南政府提供經濟政策咨詢，并負責編制了世界銀行協助越南轉軌的第一個國別援助戰略

　　● 2004年7月，任世界銀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國和蒙古局局長。接任該職之前，曾任世界銀行發展研究局局長，主管世行在投資環境和經濟增長領域的研究工作。與人合著了世行報告《全球化、增長與貧困》和《評價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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