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政策往往不能按計劃而來，一切只能以市場的變化為依據。為了防范在“市場失靈”時出現市場倒逼下的“政策失靈”，有關監管部門在社會穩定需要和股市正常發展需要的背景下出臺原本未列在計劃中的有關保護性政策，就將是唯一的選擇。這類可能的政策，市場各方的估計都很集中，比如限制大、小非過度集中流通、限制惡意圈錢、推出融資融券甚至股指期貨等金融創新業務等等。

　　⊙李國旺

　　CPI逐月高企、貨幣緊縮力度未見放松、IPO和再融資遭遇破發尷尬、基金從萬人搶購變成乏人問津，諸如此類的消息，確實讓投資者沮喪。近幾個月來持續高密度的基金發行，不僅沒能喚醒投資者的多頭意識，反而成為反彈中的離場機會，這確實又讓有關人士看不懂。

　　看起來，通過基金密集發行來緩解“從緊”貨幣政策下的市場資金鏈可能的險情，只是一種美好愿望。從供求關系看，單是大小非減持就已將股票與資金供給的平衡打破，加上IPO和再融資，資金的供求關系似將空前嚴峻，“市場失靈”的群體感覺讓投資者無可奈何。由于投資者對后續政策能否及時有效糾正“市場失靈”存有疑慮，這類群體焦慮導致了非理性的群體行為，即將利多政策當作離場機會，這是因為投資群體尚未見到真正可以抑制包括以惡意圈錢為目標的再融資在內的怪現象的“法規”或者“條例”出臺。

　　因此，從投資者群體的心理預期看，以新發基金向市場頻頻“輸血”的政策，目前似已無法堵上資金缺口，政策優先選擇應該是盡快設法讓已經失血的市場及時“止血”，特別是對借再融資之名實為大規模減持的公司實行法規性的融資規模限制。比如，是否考慮推出對有大規模再融資計劃的公司先對原股東定向增發，或者再融資按比例對原來大股東定向增發。有關研究表明，鑒別是否存在“惡意圈錢”的一個特別有效的辦法是，看原有大股東是否樂于同比例參與定向增發，這是考驗再融資項目是否是變相減持的“銀針”，如果某公司原有大股東不愿意參與增發卻同時又存在大比例減持可能，則可以界定為有變相集中減持和惡意圈錢的嫌疑，監管機構可以對此嚴格審核，以防止該公司通過增發損害其它股東利益，最后影響整體市場信心，以至于引發投資者群體誤讀利多政策，即防止在“市場失靈”時，出現市場倒逼下的“政策失靈”。

　　當然，糾正市場失靈的政策可能會出現一定時段的失靈，比如2007年為抑制行情過度上升而出臺的提高印花稅率以及不斷提高的利率，已經對市場產生了極度的影響力，雖然一段時間內出現“政策失靈”，但政策性的“饅頭效應”終究在上年的冬天發揮了效力，顯示了政策抑制行情的威力。現在情況相反，需要政策去糾正已經出現的市場失靈現象。

　　據筆者的判斷，恐怕要到市場自組織力量的功能發揮到極點，即出現我們曾經預測過的A股歷史高點0.618倍幅度的回調后，有關糾偏政策才有可能隨之而出。這個回調位置估計就在去年6月5日或7月6日的收盤價附近。因為如果到這個點位跌勢仍不止，股市運行軌道就可能出乎意料地呈現破壞性，將會出現“金融危機”苗頭。到那時候再靠政策去糾偏，可能會付出更大的成本。

　　筆者如此判斷的依據是，首先，當前支持行情的基本力量之一是公募基金，如果在新公募基金本已發行困難之時，再出現大批基金持有人的贖回沖動，市場可能遭遇的局面將會大大出乎有關利益方的想象。試回想一下2001年至2005年曾出現的行情螺旋式下降的長期陰跌行情，不就是因為出現委托者逼迫券商贖回“資產管理”的資金，從而逼迫券商公司大量拋售手中的“有價值”的股票而造成的惡性循環嗎！當時的基金公司規模尚小，且多為封閉式基金，因而沒有大規模贖回壓力，躲過了一劫。去年“5.30”后，大量散戶從股民化為基民，以基金為核心的機構行為已日趨散戶化。如果行情繼續萎靡不振，基金持有人卷起贖回潮，行情就將在基金大量拋售“有價值”股票的過程中螺旋式深度下跌。以筆者的推斷，這種可能已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