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鵬

　　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前些日子，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播出一則“公交車超載，司機被罰”的節目。當我們在情理上難以認同時，法律上卻明確了公交車超載屬于違法的結論。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而言，公交車超載是再平常不過的現象，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還從來沒有見過或聽到過哪輛公交車因超載被罰款的事呀！

　　聽了法學專家的解讀，我才知道，一些城市中的交警部門之所以沒有對超載公交車實施罰款，主要原因在于交警部門具有裁量權，即可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相機做出是否處罰的決定，由此引申出一個裁量權度量標準的爭論。一個顯著的事實是，無論這個裁量權如何界定，我相信在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超載容量將遠遠高于節目中被處罰司機所在的城市。以筆者的感受，上海一些主要線路的公交車超載程度有時簡直是難以容忍的，在高峰時段的地鐵更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即便如此，乘客容忍了，交警部門也容忍了，我認為這或許在法學家眼里被認為是違法的，但它卻是合理的，甚至是擁擠中的“和諧”。由此來看，被罰司機的上訴盡管以中級人民法院的最終裁定而敗訴下來，但這里面卻暴露出一些我們難以回避的重大問題。在筆者看來，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如何裁定的問題，它體現的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情與法的沖突、分割與統一的兼容、政府與民眾的共生等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相對于老百姓的需求而言，基礎設施的實際供應能力是不夠的，這自然也包括人們對公共交通的需求。由于公共交通在產品性質上屬于準公共品，因此，即便供小于求，價格也無法隨時調節：要么增加公共交通的供應量，要么就容忍公共交通工具的超載事實。當然，增加公共交通供應量是治本之法，但是，每個城市都有其城市交通規劃，大量增加公共交通工具所帶來的交通擁擠、空氣污染等問題也是難以解決的。于是，在維持既定數量的前提下，容忍超載就成了無奈的選擇。這樣一來，疑問就產生了——容忍超載符合情理，但面臨違法的風險，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超越于現實的制度安排是無效的，有悖于非正式約束的制度安排也是無效的。以此來判斷，問題的關鍵出在法律條文層次上，即法律規定過于模糊，以及法律規定超越了現實土壤。眾所周知，當我們為中國經濟發展探尋出路時，西方的刻板條文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這也正是西方經濟學不可能指導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走向的根本原因。與此道理相通，法律條文也存在一個本土適應性的問題，我們雖然不否認法制建設的目的在于建構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道理還是存在的。當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尚未達到一定階段時，盲目制定超越于現實國情的法律規定將是危險的。因為，它在情與法的對抗中，要么使“法”落不到實處，要么將“情”完全掩埋。比如，如果上述罰款事件被推廣起來的話，結果只能有一個：司機絕對不允許多余的乘客上車，廣大的弱勢群體將在這場情與法的博弈中遭受嚴重的福利損失。

　　從另一個角度看，上述矛盾也暴露出我國職能部門過于分割、缺乏統一協調。交警部門的職能就是查處與交通相關的違法案件，他們自然可以依據法律解釋來執行職責。但我們都知道，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是一個大的系統，各部門的職能執行到位并不能代表整個社會和經濟的運行協調，分割中的統一和統一中的分割是確保整體協調、有序的關鍵。試想，面對可能被罰的危險，司機甩客之風會盛行，這樣的社會能是和諧的嗎？因此，部門要超越部門利益，部門需要換位思考，恐怕是我國今后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要求達到的一個目標。

　　當然，在最終意義上，地方政府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每個城市的交通規劃在事前就是被制定好的，即使后來的情況產生了變化，也很難及時變動。于是，變化后成本的承擔者只能是司機或者乘客，這自然是不合理的。這又產生了一個矛盾，即假如政府部門不作城市規劃，城市的發展可能會出現無序狀態，但作了規劃，事后的糾錯能力又跟不上。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在全面審慎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的規劃方案，更為重要的是，還要求在事前謀劃好面對各種可能發生情況的應急預案。比如，通過實際調研，發現某些時段超載的程度過大，政府就該果斷地提出緩解的補充方法，絕不能讓事后的成本都由司機或者乘客來承擔。從本質上講，這樣的政府才是服務型政府。

　　筆者在本欄的一篇“楓葉之國歸來感想”隨筆中曾經提出：“要將約束做到有效，寬容變得合理，更重要還是樹立和培育上應天理、下順人情的守法之道”。也許，我們離這一目標還有很長的距離，但我們必須拿出果敢的勇氣和堅韌的決心朝著這個方向不懈努力，如此，我們才能真正走向文明之國、守法之國和和諧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