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是工業化城市化持續健康發展大前提

　　◎袁 東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相對原有傳統農業和鄉村生活的“舊”，正在快速推進的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種“新”。但是，近幾年的很多現象表明，中國人太容易見新忘舊，這固然說明我們的適應能力太強，然而，缺乏堅實基礎的盲目適應，只不過是風浪中的浮萍而已。我這么說，絕不意味著要求城鎮的人們去向后看，我只是想說，為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個星球上迄今為止最應該追求的文明進程更加健康與持續，我們必須重視農業和鄉村建設。

　　當前中國以至全世界正在陷入因通貨膨脹強烈預期所帶來的不安中。中國不斷刷新單月增長幅度的CPI，不僅在蠶食著個人和家庭通過各種途徑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尚不算豐裕的財富，也在加劇財富流動的不公正。十分醒目的是，這一輪物價上漲從初始到現在的最大推動力是禽肉蛋油、糧食等食品價格的“異軍突起”。去年，食品價格上漲了12.3%，其中，肉禽及其制品的價格上升了31.7%，油脂價格上升了26.7%。今年1月，糧價上漲5.7%，油脂價格上漲37.1%，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上漲41.2%，豬肉價格上漲58.8%，以至于日益強烈地影響到了工業、服務業、出口貿易、政府經濟政策以及城市和鄉村的各個方面。

　　但是，價格大幅度上漲，卻沒有產生經濟學所講的引起供給應有增加的效果，豬肉產量去年反而減少了9.2%；也沒有出現起初那些樂觀者所聲稱的豬肉價格上漲會增加養豬農戶的收入。到鄉村走一趟就可明了，養豬農戶每出欄一頭125公斤左右的生豬，2007年平均能賺500元，相當于多少個麥當勞店中的漢堡包，想必城里人都曉得；若扣除增加的養豬成本，2007年的養豬收入并沒有比2006年有任何增長。

　　那些掌控著經濟資源和財富調配權的各級政府，在過去幾年里過多地沉浸在伴隨農地不斷變成中高檔住宅寫字樓與車水馬龍街道的城市擴張與崛起中，很多地方因此都在“住行玩”上大下功夫，似乎 “吃穿”這種低級需求將不再是中國人經濟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了。然而，食品價格百分之幾十的漲幅突然提醒了夢中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公權力的掌控者：食品在中國人的所有消費里還是主體！

　　2007年，以農業為主體的第一產業增加值僅增長3.7%，遠低于第二產業13.4%、第三產業11.4%以及GDP11.4%的增長水平。這種忽視，輕則，會以上述通脹和農民工的問題向社會各界做出提示，產生壓力；重則，將會引起更大的社會動蕩以及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倒退。所以，脫離了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和鄉村建設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是沒有根基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正是由于農業生產效率的低下，才導致了非常低水平的鄉村勞動力產出與收入。如果將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稱為鄉村勞動力的“保留工資”，那么，只要進城打工的收入高于這一“保留工資”，就沒有什么可以阻擋他們離開土地而涌入城市。所以，農業生產率的低下，不僅壓低了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收入水平，也使城市有理由支付低于農民工邊際勞動產出的薪酬。

　　也正是由于對鄉村建設的忽視，特別是伴隨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鄉村工業的日漸式微，高于鄉村勞動力保留工資水平的機會被統統集中到東部沿海大中城市。鑒于鄉村財力的貧乏以及國家財政支持的缺席，小城鎮建設幾乎在大部分地區成為紙上談兵。那種“離土不離鄉”的機會變得異常稀缺。

　　人們對農業越來越忽視，長此以往，又反過來加重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進一步下降。當這一惡性循環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是包括豬肉、糧食等在內的農業產出絕對水平的下降，或者同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相比較的相對產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如此，食品價格不持續超大幅上漲才怪呢！

　　難道就沒有辦法改變這一不可持續的狀況嗎？當然有！也必須改變！否則，全體民眾福利都得下降，勢頭正盛的經濟增長就會掉頭。什么辦法？最根本的，是下大力氣盡快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穩固與夯實作為工業化、城市化與社會發展基礎的農業和鄉村建設。

　　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加速推進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意味著未來還將有大量鄉村勞動力和土地轉入非農領域。由此，可以肯定的是，當今的中國缺乏歐洲開始工業化和大規模城市化時那種以“發現新大陸”為契機的，伴隨殖民地迅速擴展、本土勞動力大量移民海外，而使本土人均農地不會大幅減少的優勢。相比那些先行者，我們的約束更多。在這種情況下，可行的建議就集中在以下幾點上了：

　　其一，大幅度提高各級政府財政對農業的貨幣資本投入。以此為主體力量，支撐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所需要的先進科學技術推廣普及、鄉村勞動力教育與培訓、農用生產資料供給體系以及更廣泛農業服務機制的建設與不斷增強。

　　其二，認真總結鄉鎮企業自上世紀80年代興起而后衰微的經驗教訓。在政府能夠支持的一切領域，采取切實措施恢復并推動鄉村企業的發展。以此增強鄉村建設的自我積累能力，推動小城鎮建設的健康發展，在增加“離土不離鄉”機會的同時，減輕人們背井離鄉以及對大中城市和交通的壓力，從而有助于增強工業化與城市化進展的協調性。

　　其三，通過健全立法并嚴格執法，以及增強對公權監督機制建設等措施，切斷各級政府同土地收益的不合理聯系機制，切實提高大中城市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程度，遏制對農村土地低成本低效率粗放擴張占用的各類行為，真正保護并確保最低限度農業用土地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