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怡

　　盤點過去一年的世界經濟大事記，不能不提到美國次貸危機和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這兩件事。美國經濟疲軟與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之間的鮮明對比，讓人們尤其是學者們更關注中國經濟改革。

　　轉軌經濟學(transitional economics)一直以來是以“激進——漸進”的二分法來劃分經濟轉軌策略的，中國的經濟轉軌被公認為是漸進式轉軌的一個典范，而中國的成功無疑加重了在“激進——漸進”轉軌策略選擇中的“漸進”籌碼。

　　其實，轉軌經濟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其理論框架隨著研究對象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迄今為止，共有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三個范式可作為理論分析的參照系。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形成于1980年代，因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為應對拉美經濟危機而執筆的《華盛頓共識》而得名。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將“華盛頓共識”界定為：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觀穩定為主要內容的發展戰略及基于對自由市場的堅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但是，伴隨著轉軌實踐的發展進程，也漸漸暴露出 “華盛頓共識”的諸多弊端和無力應對或解釋現實社會經濟問題。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繼而提出了“后華盛頓共識”(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后華盛頓共識”強調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不僅關注增長，還關注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還從信息不對稱出發，指出市場力量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承認政府在促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然而，“后華盛頓共識”并未從根本上改變“華盛頓共識”的根本思路，其學理依據依然是西方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2004年5月，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拉莫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的論文，他全面和理性地思考與分析了中國20多年的經濟改革成就，以期對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他將中國的發展模式定義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由此，《北京共識》表明，經濟轉軌不僅要關注經濟發展，同樣也要注重社會變化，并通過發展經濟與完善管理來改善社會。

　　在這三大范式基礎上，荷蘭格羅尼根大學經濟學教授Herman W. Hoen 把轉軌須完成的改革內容劃分為四大類：穩定性改革、自由化改革、私有化改革和制度化。

　　其中，穩定性改革是指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這是改革追求的首要目標。同時，要實現對貿易、生產和價格的自由化改革。本來，實現自由化改革是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同時必然要實施的一項改革，但鑒于價格在靈敏反映稀缺性以保證市場功能良好運轉方面有作用，他將自由化改革單獨列出并加以強調。

　　至于私有化改革，學者一般都將注意力放在“如何”實現私有化上，并想當然地強調大規模私有化的必要性。為此，Herman特別提出，私有化的意義在于能夠使市場參與者真正成為將收入僅依賴于市場交易的行為主體，即表明私有產權更能承受尋租行為的不利影響。

　　在對轉軌步驟與內容的理解中，他視制度化改革為最關鍵的一項改革。因為，制度化改革包括所有與建立一個能保證市場良好運轉的法律框架有關的舉措，具體包括保護既定所有權，保護和約自由和界定市場參與者的責任和義務。在轉軌中，舊的制度和體制逐漸崩潰，新的制度與體制尚未完全建立，社會中很容易出現“叢林”法則盛行的局面，因此制度化改革就顯得尤為重要。

　　考慮到上述改革須完成的四大內容發現，長期以來一直使用的“激進——漸進”二分法很容易給人造成誤導，因為激進式改革的學理依據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而漸進式改革的學理依據是后凱恩斯主義。

　　新古典主義把轉軌過程簡單地理解為舊制度的廢除與原有游戲規則的改變，認為市場制度完全可以人為建立，而且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建立起來，改革所要做的只是去除掉對消費者的非預算性約束和對生產者的非技術性約束。而后凱恩斯主義則反對將市場機制視作瓦爾拉斯均衡，并要求政府介入。

　　因此，新古典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之間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穩定性改革和自由化改革方面。如果考慮到私有化改革和制度化改革兩方面，這兩大學派的觀點都是片面的，自然也可以得出“激進——漸進”二分法的片面性，簡單的“激進——漸進”二分法其實掩蓋了經濟轉軌的復雜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