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制度在1994年并軌之后，中國迅速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制造業大國。然而，自2005年以來，外匯儲備猛增所帶來的系列問題也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估價人民幣的幣值。但是，如果國內低端勞動力市場過度競爭的狀態不變，企業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壓低工資來控制成本，從而將人民幣升值的后果轉嫁給那些人力資本和技能較低的勞動者。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中國目前的資產價格上升中有國際游資推波助瀾的作用，那么，一旦人民幣真的大幅度升值，而且是一步到位地升值，那么，等待中國的將可能是國際游資大規模抽離，而國內資產價格下跌，巨額財富被國際游資卷走，這將造成中國巨大的財富損失！

　　很可惜，由于缺乏確鑿的數據，我們至今還沒有辦法了解在經常項目順差中究竟有多大部分實際上是國際游資。據觀察，出口企業可能一方面高報出口貨物價值，一方面高報國內采購價值，并給予國內供應商相應回扣，這樣就可以用貿易的名義為國際游資提供進入中國的渠道。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之下，游資進入中國后便會投資于資產領域，推動資產價格上漲。雖然沒有數據證實這一事實，但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在外貿領域出現的一些現象在2004年后出現了“突變”，如果完全是因為實體經濟的因素發生變化，那么，外貿領域的變化更可能是逐漸發生的。

　　有很多人認為，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宏觀困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很相似，同樣的外貿盈余，同樣的本幣升值壓力，同樣的資產泡沫。也有很多人提出，如今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大為不同。但是，持兩種不同判斷的人們很少注意到，今天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至少在兩個方面有著重大的不同，而在筆者看來，這兩點都與中國的結構性特征有關。

　　一方面，日本從來就是一個內需主導的經濟體，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它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在14％至25%之間，即使在外貿依存度最高的1980年至1982年間，也沒有超過25%。當然，這與日本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有關，日本的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已經超過50%，而在外貿依存度最高的1980年至1982年間，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58.7%至59.5%。另一方面，日本長期以來是一個收入差距不大的國家，其基尼系數略高于0.3。相比之下，中國則是一個外貿依存度非常高、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換句話說，日本在縮小收入差距和啟動內需這兩方面并無太大回旋余地，而中國則有很大的空間通過內部結構調整，縮小收入差距，啟動內需。換句話說，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內部結構失衡反而為緩解外部失衡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機會。

　　事實上，由外匯儲備高企引發的一系列宏觀失衡除了與人民幣幣值低估有關外，也與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和資源產品價格過低有關。從勞動力成本來看，中國在2004年前的十多年時間里，民工工資幾乎沒有上升過，這與民工市場競爭激烈、社會保障缺乏有關。而1996年之后，城市部門勞動力市場改革加速，又對勞動成本產生了向下的壓力。在開放條件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成為中國比較優勢的來源，通過發展加工貿易，中國迅速成為新的“世界工場”和全球性的制造業大國。但是，與勞動力市場過度競爭相伴隨的是，中國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城鄉居民之間、城市內部的本地居民和外來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在持續擴大，勞動者在全社會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而企業則過于依賴低廉的勞動力價格，缺乏通過創新提升競爭力的動力。

　　因此，除了適度的名義匯率升值以外，要化解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困境，必須從源頭上調整中國的內部制度性構架，要逐步地提高加工業的勞動力工資、資源消耗價格和環境成本。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保護勞動者權益，逐步提高勞動成本，改變中國過于依賴低廉勞動力成本的現狀。也可以說，今年剛生效的《勞動合同法》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短期來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甚至對勞動就業產生負面的沖擊，但它將有利于化解中國的宏觀困境，有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筆者這樣判斷的依據是：第一，通過縮小收入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擴大內需，有利于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出口依賴型”轉變為“內需推動型”；第二，在勞動成本逐步提高的過程中，迫使企業通過創新來提升競爭力，也使得普通百姓能夠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為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從而將經濟增長方式從“低成本依賴型”轉變為“創新推動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