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學者

　　在國家內部，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分離的情形是很常見的。在中國，這種分離持續的時間尤其長，從宋代以后就開始了，原因在于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這種分離有時會帶來對抗、競爭，當然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風尚。在中國，南方和北方不僅是地域概念，相當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分界。這種文化分界直到今天仍然對國人的經濟行為發揮著重大影響，卻不易被察覺。在農業社會，這種行為差別會被縮小，因為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半徑有限，而且經濟事務的重要性較低。同理，在工商社會，這種差別就會被放大。比如民國初年的金融業。

　　在民國初年，北京和上海同為中國金融業的兩個中心。1920年，總行設在北京的華資銀行有23家，額定資本總額約14674萬元，其中，中國和交通兩銀行對全國的金融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上海的華資銀行有9家，額定資本總額約802萬元。從表面看，北京的金融地位還要高于上海。但是，遠在1927年中國的政治中心南移之前，北京的金融地位就已經在下降了，1927年之后，迅速被上海取代。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兩地金融業不同的經營風格。

　　北京的銀行與政府的關系更密切，這固然是由于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官方性質，但也是銀行家適應當地社會文化習慣的結果。北京的銀行家更樂意迎合政府、官宦權貴的需求，而上海的銀行則更重平民化和商業化。試以金城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例。

　　總行雖設在天津，但與交通銀行有著極深淵源的金城銀行素來很有北京銀行的特色：直到1927年，經過多次增資擴股后，軍閥、官僚所占股份依然高達50.5%。在北洋軍閥時期，金城銀行的股東中，曾任督軍、總長以上的人物頗多。那時候的金城銀行，存款主要靠軍閥和官僚大戶。例如，安徽省政府主席陳調元，經名畫家陳半丁介紹，曾存入金城500萬元巨款；盛宣懷之子盛恩頤，經宋之瑗介紹，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連分行存款約100萬元。而在上海起家、壯大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則從小做起，以二十年功夫，將其儲戶發展至15萬7千余人，按當時全國人口5億計算，幾乎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該行開戶。正是這些小人物，把上海銀行的儲蓄存款額從1915年的57萬元增至1926年的3244萬元。

　　當時的人們說，“金城銀行周作民手下有吃、喝、嫖、賭、玩古董五種人才，針對要敷衍逢迎的人物的愛好，他就用擅長那一方面的人才投其所好，以拉攏關系。”他們的生意很多就是在吃喝玩樂中完成的。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了便于讓普通人接近，其總經理陳光甫命令各支行機構的大門要開得較一般銀行小，上海總行大廈，還特意把幾米寬的大門封閉了，出入改走邊門。陳光甫明智地意識到：“我行往來多系中下層小戶，如果銀行搞得太闊氣，小額儲戶就可能不敢上門。”

　　金城銀行的經營更為靈活，更善于抓住機會，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就更為重視規矩和信用。金城銀行的周作民對于某些大權在握的高級人員，往往比較遷就放縱。有的人生活腐化、任意揮霍，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錢，最后經過他批準，都能作為呆賬一筆勾銷。因此，周作民延用的分行經理，比如上海分行經理吳蘊齋、漢口分行經理王毅靈、青島分行經理曹汝霖的女婿陳圖南等人，亦多善于應酬、拉攏、逢迎、勾結，以推進銀行的業務。陳光甫在上海銀行則厲行紀律、嚴格監督。各分行都要向他及時報告經營狀況，重大事情要請他決定，他也絕不允許分行經理越出行規行事，哪怕是給公司帶來了利潤。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副總經理兼漢口分行經理唐壽民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唐壽民講義氣、膽子大、做事果斷、善于交際、敢于行賄，當然對于給自己撈錢也絕不手軟；雖然他的漢口分行效益不錯，但是最終還是難以和陳光甫相處。陳光甫在日記中痛批漢口分行：“一種黑暗之氣籠罩全行，或云腐敗氣亦可”。與此相應，上海銀行的內部管理更重視制度化，而金城銀行則更傾向于用利益來刺激、用權謀來駕馭下屬。

　　從總體上來說，北京的銀行往往更積極于和政府建立密切關系，而上海的銀行則在與政府的關系中更為被動，即便在1927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也是如此。1923年，《銀行周報》上的一篇文章說：銀行業最危險的傾向，就是“喜與政府為緣，以與政府往來為惟一之業務”。實際上1919年之后，華資銀行就逐漸疏遠了與軍政當局的關系。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金融中心開始向上海轉移。這當然絕非巧合。

　　金融中心轉移的標志性事件為1916年上海中國銀行抵制停兌令事件。1916年4月，中國、交通兩行出現擠兌，5月，財政部電令各地中、交兩行停止紙幣兌付。上海的中國銀行經理宋漢章、張嘉璈則認為，若奉命照辦，則中國的銀行信用必將從此蕩然無存，永無恢復之望。他們在當時上海的其他銀行家支持下，毅然拒絕執行停兌令，通告上海各界，中行存款、鈔票一律照常兌現，營業照常辦理。此舉成功應付了擠兌風波。這一仗的勝利，對于建立中國的銀行業的信用影響巨大，而上海的金融霸主地位、上海銀行家的形象和定位也由此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