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勢頭之源：

　　“農民紅利”瀕臨枯竭

　　◎倪金節

　　財經評論員， 專欄作者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12月CPI增速為6.5%，全年高達4.8%，漲幅比2006年高3.3個百分點。如果說在幾年前，當《華爾街日報》警示中國將進入通脹之際，國人還難以接受的話，時至今日，我們不能不正視通脹勢頭對每個人現實生活可能產生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經濟面臨衰退，國際貨幣環境將再次寬松，全球通脹勢必將會出現，我們再不能繼續拘泥于“頭痛醫頭”式的治理思路了，得從源頭上去設法根治。

　　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通脹趨勢的根源在于持續數年的寬松貨幣環境以及巨額外匯占款帶來的過剩流動性，泛濫的貨幣供給成為大幅度拉升CPI的元兇。的確，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通貨膨脹從來就是一種貨幣現象”，而且始于2003年的本輪經濟周期所帶來的流動性泛濫現象很是嚴重。

　　從數據上來看，2007年消費品零售額增長高達16.8%，增幅為1997年進入通貨緊縮后的最高，堅持了10多年的擴大內需戰略有效果初顯的跡象，泛濫的流動性似乎帶來了總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不能不注意到，在社保體系不夠健全、居民收入沒有實質性改善和兩極分化加劇的背景下，居民消費傾向并沒有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去年消費零售總額的高增長更多的源于股市的紅火，“財富效應”對消費的拉動作用至為關鍵，而且央行的最新數據也顯示，去年各項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億元，比2006年多增4599億元，2007年上半年居民存款的減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蕩所湮沒，可見目前的消費增長基礎并不穩固。

　　因此，筆者以為，弗里德曼的命題在中國不能成立，中國的通脹趨勢主要不是貨幣過剩引起的，過剩的流動性是造就資產泡沫的罪魁禍首。

　　其實，中國通脹勢頭的根源在于農村的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農村人口紅利也已經被過度消耗，瀕臨枯竭的邊緣。

　　自從放開人口流動政策后，中國農村數億廉價勞動力大量涌至城市，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服務。據人口普查資料，一年之內在城鎮常住6個月以上的農民人口超過兩個億，加上短期流動到城里找機會的民工，保守估計也有3個億。這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了，這3億民工相當于美國與歐洲勞動人口的總和。“三農”的逐漸城市化，已經使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因之出現了大量荒蕪，年富力壯的勞動力也大多不會留在農村“男耕女織”，要是在過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糧”的情況下，很難設想會出現去年豬肉和糧食價格的如此暴漲。

　　自1999年以來，我國糧食產量連續減少，不能滿足當年消費。比如，2003年人均糧食擁有量降為333公斤，僅相當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這幾年在惠農政策的一再推動下，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 2007更是超過5億噸，實現了自1985年以來的首個連續四年增產。

　　但是，就在國內糧食生產達到歷史最好水平的當年，糧食與食品價格卻出人意料地持續大幅度上漲，表明雖然糧食豐收，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新增量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經濟對糧食的需求。

　　現在的現實是，雖然2004年到2007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的，但是地方政府卻沒有把農業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不重視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問題依然比較嚴重。地方官員總想著怎么建設國際性大都市，目前各地已有182個地方提出要建設國際大都市，占了總比例的82%，若是眼里心里都在一門心思想著建設大都市，何來心思改善農村紅利面臨枯竭的問題呢？

　　可偏偏經過這么多年的勞動力轉移，農民紅利逐漸消失的累積效應已經顯現，如若再不高度重視農民紅利枯竭的問題，設法提高農民的務農收益，CPI或許將以“咆哮”的方式向國人警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要想防止更為嚴重的通脹，治本之策理應是改變農村目前的經濟格局，將部分勞動力回流農村，徹底解決留守農村的農民多是“老弱殘孤”的現狀，從根本上調動大多數農民再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采取一些臨時性的管制政策來平抑農產品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