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東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再怎么說，一代人的眼光總是短淺的。沉浸于某種一時之態的人，容易將暫時當作穩定與永恒，看不到永不停歇的變化和轉型才是生命的本質特征。因而，一旦自己的優越狀態發生轉變，即將成為一種過渡時，要么不自覺地放大驚恐，要么掩耳盜鈴，變本加厲地壓制變化。

　　人類的經濟生活同樣是一種過程，絕非某一種狀態的維持。不管是哪類人自以為是的哪種狀態，都是轉瞬即逝的。然而，人們往往難以跳出那種短視的淺薄。

　　在過去不到200年里，全球經濟平均增長了10倍，但增長最快的美國是19倍，而非洲才4倍。巨大的差異，導致了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的巨大反差。增長最快的國家居于全球支配地位，那些政客們有著“君臨天下”的傲慢，那些最富裕國家的居民，則有著天生優越感。相應地，增長慢的國家，就處于被支配的貧窮之中。這種狀態當然不可能持續。當在歷史邊緣打轉了較久的發展中國家，終于以更快的經濟增長為牽引，漸漸積聚起力量，再次融入全球經濟、政治與社會之中時，那些發達國家的相當一部分力量，卻變得無視歷史車輪的永動性，成為了靜止狀態的頑固維持者。

　　那些領先者先是通過操縱國際貨幣體系，將迫使發展經濟體貨幣大幅度升值政治化，當成一種外交壓力；后是各類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實施，將當年自己落后時高舉的“貿易自由主義大旗”藏在了地窖里，四處遍插的卻是“貿易保護主義”旗幟。

　　但是，這些手段畢竟太陳舊和老套了。如今被“創新”而最具“創意”的，便是充斥在各種國際場合的“氣候與環境問題”。誠然，不管暫時領先者，還是后起追趕者，氣候與環境都是各自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然而，為了對付勢頭越來越強勁的后來競爭者，這一問題卻被發達經濟體利用來作為一種新型外交手段，并在全球范圍內被政治化到幾近泛濫的地步。

　　如今占全球人口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正在快速推進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使得化石燃料被大量運用，工業與生活污染一時嚴重，也確實成為這些國家的一大問題。所以，發達國家政府將其民眾關心并博得選票的氣候與環境問題歸咎于快速增長的發展經濟體，既可以獲得選民支持，又不會得罪國內工業生產集團。

　　由越來越習慣了休閑時間多、享受先于辛苦、報酬只能增不能減的“富人們”所構成的發達經濟體，一旦經濟增長受挫而轉為不景氣時，首先想到是后來競爭者搶走了他們的報酬、閑暇與優越感，而不去反思自己的相對不努力。所以，他們的國際競爭與外交策略，就不可避免地貫徹著對后起競爭者的“限制”意識。

　　其實，“富人俱樂部”的成員非常清楚，后起者正在走他們已走過的工業化歷程，這一歷程避免不了一段時間的環境問題。現代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不可能有以人均實際收入持續增長為特征的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沒有經濟持續增長與發展，就不會構成對領先者的競爭與挑戰。顯然，如果要限制后起競爭者的國際競爭力與增長，就可以拿“氣候與環境問題”作為一種有力遏制手段。

　　因此，那些發達經濟體的政府與政客們，學術上鼓吹經濟增長限制理論，實踐中以“氣候與環境問題”為外交策略。既可對外牽制后起競爭者的增長，為國內產業集團贏得利益空間，又可獲得選票支持。想想看，何樂而不為呢？

　　盡管最近，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先生闡述了一種同“零和”相反的“正和的世界經濟” (a positive-sum world economy)，認為“它是這樣一種經濟——在這種經濟中，每個人都能變得更加富裕，人均實際收入能夠無限增長。” 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位經濟學者，從理論上令人信服地論證經濟增長到底是有限制的還是無限的；更沒看到哪篇經濟學論文嚴謹地分析了“氣候與環境問題”是經濟增長限制性的充分原因。所以，我只想強調的是，發達國家目前重點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經濟體實施的密集轟炸式的“氣候與環境外交”，不可否認是企圖限制后起者經濟增長的工具。

　　但是，這種外交工具太蹩腳了。想想看，現在的發達國家中，有哪個不是在他們當初加速推進工業化的時代，形成了大量的環境問題？完全由發達國家經濟學家創立并維持的經濟增長理論，明白無誤地將其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污染等問題，總結為經濟學教科書和理論學說中的“經濟增長扭曲現象”。

　　別的不說，那位具有強烈民族國家傾向的大理論家馬克斯·韋伯于上世紀初訪問美國時，屢次提到芝加哥的臟亂，以及“‘美國佬隨地吐痰’”；他的夫人更是對芝加哥留下了如此描述：“人力的揮霍每天都毫不在意地把成千上萬的生命置于危險中；不停的建造與拆除，留下了撕破的大街和震耳欲聾的噪聲，懸浮在這一切之上的則是濃密的煙塵，它染黑了每一塊石頭和每一片草葉，使人難以見到藍天、陽光和星辰” 。

　　然而，一旦取得了領先與支配地位，邁入后工業化時代后，他們就企望別人永遠不要再工業化，最好以永遠不能趕上和超過他們的速度增長。遺憾的是，在這個宇宙里，從來就不存在這種道理。

　　何況，目前排放二氧化碳最多，對“氣候與環境”威脅最大，并且根本不將這一問題當回事的（隨意撕毀“京都議定書”就是典型的體現），恰是美國。更不用說，相當一部分發展經濟體的工業生產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生產鏈條轉移與供應鏈全球配置的結果。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發展經濟體就不應該重視“氣候與環境問題”。實際上，如何才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老工業化國家之路的新型工業道路，尤其是避免以嚴重“氣候與環境問題”為代價的清潔工業化模式，應該是各個后起發展經濟體所努力追求的目標。

　　我只是想借此揭示，發達國家一而再地對中國實施的“氣候與環境外交”的工具性實質，并闡明“增長的限制性”與“限制增長”的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