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周報記者 江勛/文

　　“中國式通脹”圖景

　　自荷蘭郁金香事件近400年來，金融泡沫一次又一次膨脹又破滅即，揮之不去。此輪通脹是中國全球化必須付出的代價，繞不過去的成長之坎。因此也是史無前例的。

　　其間的復雜，讓經濟學界和資本市場做出花樣百出的解讀，甚至南轅北轍。比如有沒有“結構性通脹”的爭論，比如謝國忠斷言此輪通脹持續時間將達5年之久，黃海洲說“通脹很可能已經見頂”。

　　原因是，此次通脹與1993年、1998年、2004年等屢次通脹呈現出格格不入的圖景：為什么來的如此突然？為什么2007年前十個月CPI連創新高，而PPI相反？在老百姓抱怨生活壓力時，為何電力、運輸、鋼鐵等并無供需緊張？糧食連續4年豐收為何農產品突然飛奔？

　　依據傳統貨幣理論，主流的觀點不外兩類：一是流動性泛濫推高資源價格，更多帶“輸入性”的“成本性通脹”；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太快(工資增多)，不愿養豬種地引起的“需求性通脹”。從而引出人民幣升值不及、央行對沖不力、固定投資過多等要素，各據其理，但鮮見通盤自圓其說者。按發改委的解釋，動因包括世界經濟持續增長、全球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部分農產品主產國減產、歐佩克限產、國際投機資金炒作及世界生物燃料產業迅速發展增加糧食需求等多種因素。如此包羅萬象的解釋想必是任誰也找不出漏洞。

　　好在大家普遍認可全球流動性泛濫是源頭，高油價是禍害，全面通脹很可能。但問題是，路徑究竟何在？尤其是10月以來見底的PPI突然開始跟CPI共舞，更讓人茫然：究竟是從上游傳導到下游，還是從下游傳導至上游？

　　“中國式通脹”探索

　　流動性泛濫一說容易被接受，石油、天然氣、鐵礦石、有色金屬等一系列資源品迅速上漲，但無法解釋中游工業品的長期價格穩定和下游物價上漲基本集中在食品。

　　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一說則要面對，為何鬧民工荒的2004年不通脹，而要到2007年；農民工工資增加后，為何中國制造業總體盈利能力卻持續穩定；以及為何CPI到了6.5%，不少輕工業卻持續滯漲，以及剔除通脹因素后，創新高的2007年11月消費品零售總額比增18.8%，實際上只有11.9%，并且集中在兩極：高端奢侈品和低端的食品。內需旺盛似乎并未來臨。

　　簡單的說，二者的關節分別是，為什么上游價格傳導不下來和勞動者工資到底有沒有漲？有些研究者試圖打通，比如招商證券和安信證券，其主要成果是：資源行業價格被管制，扭曲的勞工價值消化了材料上漲。而2004年后低端勞動力價格上漲9%，企業凈利率卻提高了0.6個百分點，原因是，中國勞動生產率持續提升。但是2006年后名義工資增幅已經超越GDP增速，則暗示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安信證券的推測是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下滑，落后于工資，但無法解釋這一悖論：在薪酬加速提升增強消費之時，下游產業卻發生了衰退？

　　問題解釋不清，則無法清楚的摸清通脹傳導的路徑。于是，我們試圖對工資問題再研究。

　　我們發現，工資問題幾乎被所有人模糊化了。事實上，06年中國總工資占GDP比重僅有10%，幾乎世界墊底。但是，城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卻一直都在漲，2000年后一直保持在12—18%之間高位，世界領先。相反，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水平2004年以前幾乎不動，2004年增長2.8%，2005年增長6.5%，2006增長的是11.5%。一個長期沒有工資漲，一個加速度漲，這正是典型的經濟二元結構。為什么呢？

　　我們知道，農民工所在常常是非正規部門，民營經濟、第三產業或偏門第二產業居多，而正規在崗職工則是政府機關、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尤其是壟斷央企居多，其薪資的長驅直漲也是世人皆知的秘密。我們還知道，央企在很大程度上壟斷了政治、融資、定價權等種種資源。

　　“中國式通脹”傳導

　　于是，從這一角度，我們認為能打通上述兩個關節：中國的央企和民企、城市和農村二元經濟結構。邏輯如下：

　　2004年以來掀起的全球資源重估格新一輪狂飆，在壟斷性不高的有色金屬行業，已有反應，但是在鋼鐵、石化、交通運輸、電力等行業則被管制。但反過來，央企通過廉價的資本和渠道，以及高額補貼同樣獲取了超額利潤，并進而使備受詬病的員工薪資繼續膨脹。

　　這導致兩個結果，第一，被壓制的價格傳入中下游制造業，并很快被消化，但是其代價是勞動力廉價到了畸形。第二，造就了日益膨脹的中產階層。分配的不公導致消費的兩極分化，迅速崛起的中產階層積累了驚人財富，并在國際流動性的配合下，通過種種渠道(包括腐敗)進入資本市場和高端消費領域，如汽車、房地產等，從而拉動了機械、鋼鐵、有色、建材、金融等行業的景氣，并極大推高了社會整體生活成本，比如房價、教育、醫療。眾所周知的原因，CPI未能如實反應，因此放縱了其與勞工工資，也就是大眾消費能力的加速背離。從而解釋了：大部分三產持續不景氣，內向型第二產業的產能局部過剩。

　　以社會矛盾爆發和農產品跌落谷底為代價，2004年成為拐點。惠農政策出臺，同時，農民工薪水被迫上漲，從而帶動了食品消費。這顯示出劉易斯拐點的端倪：中國制造業的人本優勢潛力殆盡，有效勞動力供給開始見頂。直接的導火索，則是原油價格攀升，帶動農產品突然走高。

　　勞動力價格上升后與CPI形成循環，從而吸引中上游產業搭便車。后半年，化工、紡織、鋼鐵、電力等都蠢蠢欲動。這相當于是CPI倒逼PPI傳導。這就解釋了國都證券的一個悖論。歷史經驗表明，PPI傳導到CPI是5個月時間，但是2004年以后，二者南轅北轍，最后顛倒過來，CPI對PPI領先3個月。

　　于是全部邏輯如下：

　　這一輪通脹埋藏在2003年開始的全球復蘇中流動性的泛濫，資源價格的“重估”由于人民幣和資源品價格的雙重管制，而被攔截在上游產業。但是二元經濟搭上過剩熱錢，從下游的房地產、教育、醫療、汽車等高端消費領域入手，悄然推高泡沫，并通過農業這一勞動生產率極低、彈性極小但又市場化的脆弱角度，撕開了突破口。進入了CPI拉動PPI，PPI再反作用CPI的循環中。油價通過產業鏈的頭部和末梢，對中國勞動力價格、水電煤氣、交通、鋼鐵、機械等國內定價資源行業或中游制造行業進行“夾逼”之勢。

　　上述為大體思路，具體每一個行業的傳導，請見本版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