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行股改遇到了一個很大矛盾，股份制更強調市場機制對企業行為的約束與激勵，而對政策性銀行來說，市場準則是第二位的，國家利益、宏觀利益才是第一位的。為了有利于農行股改，也更有利于實現整個金融體系對“三農”的高質量金融服務，國家可否建立專門的政策性銀行，將服務“三農”的責任從農行股改任務中分離出去呢？

　　⊙田 立

　　作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最后一家實施股份制改造的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的股改已經進入到關鍵時刻。2007年12月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強調，農行股改要突出服務“三農”的市場定位和責任，改革的目標是更好地為“三農”和縣域經濟服務，這與年初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精神是一致的。

　　應該說，由于農業生產所具有的周期長、不確定性因素多和風險高的特點，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無一例外地在農業生產融資領域都設置了特殊的鼓勵或保護政策，即使在像美國這樣的號稱“純粹市場主導”的國度，其金融體系中也將農業融資放在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并設置專門機構來強化為農業生產提供金融服務。而中國作為農業大國，把一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目標設定為“為‘三農’服務”實在是天經地義，但是，不能不看到，以股份制改造的方式將一家國有商業銀行打造成帶有明顯政策色彩的金融機構，存在很大的矛盾和風險。

　　首先，股份制是一種非常市場化的企業制度，它更強調市場機制對企業行為的約束與激勵，因而也就決定了企業行為的準則是市場。尤其是上市的股份制企業，其責任更是面向全社會的投資者。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股份制企業的經營者必須突出投資者的利益，盡力使企業資產在市場上獲得合理定價，進而確立企業市值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同時，經營者還必須不斷從市場汲取反饋信息來調整企業的經營，以迎合投資和通過市場對企業經營狀況的評判。

　　而政策性銀行的特質則大有不同，只要是涉及政策性，強調的一定是宏觀經濟效應和社會效益，此時就不能僅從微觀個體角度出發多考慮商業效益了。因而，對政策性銀行來說，市場準則是第二位的，國家利益、宏觀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換句話說，評判政策性銀行行為的準則不只是財務角度的，而是國民經濟角度的。更具體的，一些不符合商業銀行要求的項目，如果從宏觀角度看，只要符合國民經濟利益，就可以成為政策性銀行的項目。

　　如果從微觀利益和宏觀利益兩個角度去分析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存在的合理性的話，應該說，這兩種銀行都是必要的，都是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所必須具備的。但問題是，將這兩種性質的金融機構合二為一，客觀上就存在一定的矛盾了。首先是準則矛盾，商業銀行遵循的是突出個體利益的市場準則，強調的是風險與收益的合理關系；而政策性銀行突出的是強調宏觀利益的國民經濟準則，強調的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得與失，這就弱化了政策銀行所面臨的市場風險與收益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經營到底是依據市場準則呢，還是國民經濟準則？這會讓經營者無所適從。其次是利益群體矛盾，既然要實行股份制改造，就要實現所有權的多元化，而不同的所有者群體的利益各不相同，國家資本要的是國家利益，個體投資者要的是個體利益，當銀行出于宏觀利益考慮去投資不適度的風險的項目，銀行丟失的風險溢價部分由誰來買單呢？對國家資本來說，承擔損失或許是天經地義的，但對個體投資者來說就沒有這個義務了，這些人的損失又如何處置呢？所以說，將國有商業銀行通過股份制改造塑造成明顯帶有政策性色彩的金融機構，從理論上講是有矛盾的。

　　其實，決策者也已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了。2007年年初，農行就出臺了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即《農業銀行服務三農總體實施方案》，并在八個省級分行試點。這個方案的主要思路是：以縣域支行作為開展“三農”和縣域業務的經營載體，推行適度分權的“三農”信貸業務模式，下沉信貸業務決策中心。

　　也有人將該方案形象地稱為“一行兩制”，總體設想是“一級法人、雙線經營、分別核算、統籌發展”。如果這個構想真能實現的話，那無疑是令人鼓舞的。但新的問題又隨之而來了，這就是農業銀行的市場定價問題。

　　市場對資產定價的過程十分復雜，但它有兩個最基本原則，就是所謂的權利義務原則。簡單地說就是，一項資產含有的權利越多，價值就越高，反過來義務越多，價值就越低。不妨設想，股改后的農業銀行實施雙線經營，以市場為準則的這一線由于承擔了合理的風險，因此不會承擔額外的義務，也就不會做空農行的市場價值。但以國民經濟為準則的這一線呢？由于必須承擔利益收益以外的風險，也就相當于為國家承擔了作為個體“不應”承擔的義務，勢必會對農行市值產生負面影響，進而降低了農行的總體市值，這與股份制企業追求市值最大化的原則是相悖的。

　　也許有人會說，國有企業不以追求市值為目標，或者如發改委某負責人前不久所講的那樣：不完全以市值為經營目標。我不能說這樣確定國有股份制企業的經營目標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市場總有它自己的規則，既然我們要加入到市場經濟這場“游戲”中去，就得遵循它的游戲規則。事實上，否定股份制企業追求市值目標的合理性會帶來很多問題，比如代理成本問題、資產“隱性流失”問題等。這些問題不解決，任何體制下的企業股改都無法獲得預期的成功。

　　所以我建議，國家可否建立專門服務“三農”的政策性銀行，將這個責任從農行股改任務中分離出去？這樣做，不僅有利于農行股改，也更有利于實現整個金融體系對“三農”的高質量金融服務。

　　（作者系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