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東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自由貿易作為一國的經濟政策手段，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實施，全看是否有助于政策目標的實現。至于政策目標，恐怕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能否認，其根本宗旨是一國經濟利益或其國民福祉的維持與增進。

　　有人可能馬上反駁說，這同名聲似乎不佳的“重商主義”有什么區別？的確，自由貿易是針對貿易保護而言的。從經濟學說史上看，自由貿易是重商主義的對立面，而后者恰是貿易保護政策與實踐的指導思想。所以，在經濟學上討論自由貿易，必須從重商主義說起。

　　按照以編寫美國經濟史教科書而著名的美國學者哈羅德·福克納的概括，“重商主義乃是一種經濟政策，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個強大、富裕和獨立的民族國家，它的方法是促進經濟的獨立和取得貿易的順差。”這一起始于16世紀并在17世紀之后的歐洲一直主導著對外經濟政策選擇的經濟理論，堅定地主張鼓勵并保護本國航運業、工業、農業，以追求貿易順差而積累貴金屬貨幣財富為最直接目標。

　　翻開歷史，重商主義一直是那些“先富起來”的國家對外經濟政策指導思想的主調。而自由貿易主張，則是那些對“先入為主”的壟斷者形成日漸強大

競爭力的越來越有自信的后起者所持之以恒的公平訴求。所以，以經濟學的理性來看，很難說重商主義就一無是處。好與壞的判斷，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并放在多大歷史區間里觀察。

　　重商主義的經濟理論盡管產生于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但在以英國為世界核心的歷史年代里，卻被英國人最早加以運用，并在以后的近二百多年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從規定必須使用英國船只、英國船長與船員運輸貨物的“1651年航海條例”開始，英國人首先在全世界建立起了海洋運輸的壟斷權。再到后來一系列禁止其他國家直接將商品運輸并銷售到英國本土及其散布在全球的殖民地的貿易法令，使得英國重商主義政策實現了對商品運輸、殖民地貿易及其工業的絕對控制，為其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原料，以及迅速增強的工業產出能力，確保了其曾經天下無比的財富積累。

　　這一狀況直到“美洲革命”爆發才改變。從那時起，作為新生兒的美國，正是高舉貿易自由主義旗幟，以一種不可阻擋的蓬勃朝氣，不斷突破英國貿易封鎖，對英國的世界經濟壟斷地位形成了日益強大的競爭力。特別是自1860年之后的60年里，美國的出口增長了24倍，進口增長了16倍。那位有著自由貿易主義傾向的經濟學祖師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曾預測：“在一個多一點的世紀的時間內”，世界資本與財富中心將轉移到“大西洋彼岸”。美國在20世紀上半葉實現了亞當·斯密的預言。

　　然而，隨著二戰后歐洲的重建，日本經濟的恢復與高速增長，蘇聯的迅速崛起，以及眾多脫離殖民地時代而獨立的民族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取得財富霸主地位的美國，比起英國，更快地受到了日漸增強的競爭壓力。在這一壓力下，加之石油沖擊下的“滯脹”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原來為沖破英國貿易壟斷而高舉起的貿易自由主義大旗，悄然換成了曾被其強烈攻擊的英國式重商主義顏色。也是從那時起，美國首先同日本，其次是歐洲，現在是中國，主動發起并一直延續到今天的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其貿易政策的重商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同時，為了確保能源供應與工業品銷售市場，由其主導的政治結盟運動不斷，具有強烈軍事色彩的“北約”不斷東擴，以航空母艦為主體的軍事戰斗群與基地散布全球，并不時為經濟利益而發起局部戰爭。

　　在貴金屬作為貨幣流通的時代，追求盡可能多的貿易順差的重商主義理論，確實有其現實的支撐。所以，在以英國為核心的歷史年代里，重商主義政策為其積累了天下最豐厚的貴金屬貨幣財富，從而使以此為基礎準備的倫敦匯票，成為了國際通貨，左右了當時全球的商業生活。到20世紀，英國的這種地位被迫讓給了在貿易自由主義旗幟下沖出來的美國。1945年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將其在實力遠不如英國時代就開始發行的美元紙幣同黃金掛鉤，成為國際通貨。但當其貿易壟斷地位受到挑戰，貿易順差逐步減少甚至被逆差取代時，美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并保持貿易主導權，便在1971年單方面宣布美元同黃金脫鉤，使其發行的沒有任何貴金屬準備的紙幣成為全球貿易結算與儲備貨幣。借助這一貨幣制度的“發明”與建立，美國人“發展、創新”了自十六世紀就扎根于歐洲的重商主義。自此，作為歐洲傳統重商主義通過“追求貿易順差”積累貴金屬貨幣的信條，變得不再重要，以至到最后被完全舍棄。美國人用自行印制的源源不斷的紙幣，照樣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買到所需要的任何商品與服務。所以，貿易逆差不僅使美國人享受到來自全球的價廉物美的商品，而且由此換來的非貿易順差，使全球民眾成為美國政府極其容易借債的對象。對美國人更為有利的是，關鍵時刻，可以無所顧忌地通過美元貶值銷蝕其巨額債務。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完全可以說，美國人正享受著“差不多全世界的資本”。

　　正是基于這一精心蓄謀、營造的美元制度，華盛頓不管是以什么名義與借口推行的貿易自由主義其實都是虛假的，實際上所掩蓋的恰是一系列新型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與行為。

　　當今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給世界經濟壟斷者形成了競爭壓力，由于我們還將繼續高速增長，還將繼續顯示更強大的競爭力，所以，不管重商主義在壟斷者手中已變化成什么花樣，我們都應當充分認識到所面對的越來越收緊的貿易保護主義本質。對中國當前與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更加重要的是，無論怎么強調發展對外貿易，都不算過分。因此，真正的貿易自由主義，應該是我們手中高擎的大旗。這是中國突破當今壟斷者圍追堵截的法寶。在這一旗幟的指導下，中國政府應積極倡導并不斷敦促在全球范圍內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并在現實中堅持“對等開放”的原則，進一步加強國家商業管理機構的建設，增強其職能行使能力。這是符合歷史規律與經濟學思想的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