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學會 王建

　　對以往對外開放戰略的評價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內部與外部都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點和變化，對開放也提出了新要求，這些都需要我們對已經推行了近30年的開放戰略進行必要的調整，以適應新時期的新要求。本研究報告是為到2030年中國新對外開放戰略的設計，勾畫出一個框架性的思路。

　　改革、開放和發展是中國28年來的三大主題，在已經過去的28年中，對外開放既是推動改革的基本動力，也是解決經濟發展矛盾的基本手段。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體制方面面臨的巨大矛盾，是如何使已經持續了30年的傳統體制順利轉軌。由于傳統體制在意識形態方面擁有強大勢力，以及長期“條塊分割”所形成的部門與地方的獨立利益，使中國在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經常面臨著重重阻力，而中國通過持續擴大對外開放，使經濟發展不斷與國際的市場經濟體制接軌，迫使傳統體制所把持的領域不斷受到外部市場經濟體制的沖擊和壓縮，從而使對外開放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的基本動力源。到目前為止，中國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說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沒有對外開放的促進，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從發展方面看，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二元”結構所帶來的經濟發展障礙。在建國后長達30年的經濟發展中，中國由于采取了軍重工業超前發展的特殊工業化戰略，導致大量工業企業長期缺乏技術改造與更新，技術設備嚴重落后，而長期城鄉分割的工業化政策，又導致在農村內部積聚了巨大的剩余勞動力，按照庫茲涅茨等人的分析，在上世紀80年代的所有發展中國家中，非農業部門與農業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最大為3.2倍，而1978年時中國為5.19倍。1978年中國制造業工人平均擁有的固定資本已經達到了人均3000美元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卻高達78％，是典型的人均收入200美元以下國家的水平。在國內資本積累能力極度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兼顧城市大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與升級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

　　197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及時抓住了1980年代以來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和東亞發達經濟體產業升級的機會，大量吸引國際投資，充分發揮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大力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創匯，大量吸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也為中國的工業結構升級創造了條件。在過去的28年，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累計創匯約1.5億美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近1.3萬億美元，進口機電設備約3.6萬億美元，使中國的“二元”結構矛盾大為緩解，也極大地提升了國力，從而使中國經濟創造出連續28年平均9.6％高增長的世界奇跡，若沒有對外開放，這個世界奇跡也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

　　從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動看，也為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轉變提供了新條件，這主要是指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發達國家的物質產業

競爭力正在逐漸喪失，制造產業轉移一浪高過一浪，且下一階段轉移的重點將指向重工業。由于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還會持續20多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仍然會不可避免地拉大，從而形成發達國家的負儲蓄與發展中國家的凈儲蓄相對應、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相對應、發達國家的需求增長與發展中國家的供給增長相對應的全球新均衡格局，這使中國將在未來25年內面臨著外需的持續高增長和外資的更大規模流入，因此可以實現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

　　新時期對外開放面臨新挑戰

　　從改革開放初期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工業增長結構看“輕型化”的特征極為明顯。1978年，中國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出的比重為57.8％，1991年下降到51.1％。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中國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在這一時期還處在以吃、穿為主的消費階段，而政府通過調整發展戰略取向，主動降低了積累水平，使中國的工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在整個1990年代，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中國居民的消費結構處在等待向住、行方向升級的階段，一方面表現為自1990年代初以來居民儲蓄率與國民總儲蓄率顯著提升，一方面表現為在等待消費結構升級的過程中由于缺乏新的消費熱點，消費市場增長和工業產出結構的變化都相對1980年代要緩慢得多。從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出中的比重變化看，到2001年上升到60.6％，十年間上升了不到10個百分點。

　　從2002年開始，中國居民、特別是城市居民消費結構明顯表現出升級性變化，住宅和汽車成為新的耐用消費品開始進入家庭，由此帶動了自2003年開始的新的經濟增長高峰。由于住宅與汽車消費主要依靠重工業支撐，導致重工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此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進入到了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新階段。2006年重工業比重已經上升到70％，比2002年提升了7.4個百分點，年均重工業比重上升也超過了2個百分點。從各國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看，到工業化基本完成期，重工業的比重一般都會上升到占工業總產出3/4的水平，也就是說，在未來20多年內，中國的重工業比重還會繼續上升。

　　從資源需求看，重工業與輕工業最大的不同是，輕工業是以地表以上的農業資源為主要原材料，而重工業是以地表以下的能源和礦產資源為主要原材料，因此工業化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工業化發展對資源的需求指向，就從地表以上轉到地表以下。但是中國雖然國土遼闊，地表以下的資源蘊藏量卻并不豐富，例如中國的國土面積雖然占世界陸地面積的7％，石油蘊藏量卻只占3％，以資源蘊藏比重與人口比重比較相差就更大，中國以人均計算的主要能源和礦產資源，除了煤炭以外都排在世界80位以后，這樣就使中國在進入重化工業增長階段后，不可能立足于本國資源來支持中國的重化工業進程，而是面臨著日趨尖銳的資源短缺矛盾，也使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在2005年全球工業原材料用量增長中所占的比重是：鋁50％、鐵礦石84％、鋼材108％、水泥115％、鋅120％、銅307％、而鎳更遠超越307％的增長水平。從近3年看，也有相關報道說明，中國進口的鐵礦石已經在世界鐵礦石貿易中占有40％的比重，在世界新增原油出口中也占有40％的比重，而在世界能源與礦產品貿易中，中國已經占有20％份額了。

　　東亞地區的日本和“亞洲四小”與中國內地的資源稟賦條件極為接近，因此也都采取了與中國極為類似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勞動力豐富的優勢，發展輕重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并從國際市場大量換取資源。以日本來說，在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的上世紀1970年代中期，初級產品進口在全部進口中所占的比重就超過了75％，并且長期維持在這個水平，從人均初級產品進口看，則超過了1000美元。雖然自70年代以來由于科技進步，生產單位物質產品的能耗與材料消耗減少了許多，有利于減少資源進口金額，但是自新世紀以來由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速度加快，引起世界能源與礦產品的價格迅猛上漲，從石油價格看，以現價美元計算的單價已經比1980年代初期上漲了近50％，鐵礦石價格上漲了2倍以上，金屬銅價格上漲了3倍以上。由于在未來初級產品價格是上漲趨勢，到2030年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均所需進口的初級產品金額恐怕要增加到1500美元，以15億人口計算就是2.25萬億美元，如果初級產品進口比重也在75％左右，則總進口可能超過3萬億美元。為了進口就必須出口，如果到2030年中國的出口也超過3萬億美元，則中國的貿易總額就要超過6萬億美元。

　　1992年中國出現糧食凈進口，1993年出現了石油凈進口，1995年出現了初級產品凈進口，這一系列的變化已經預示著資源矛盾將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制約，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直到1990年代中期，一方面由于中國工業化階段的基本特征還是處在“輕型化”階段，一方面由于經濟規模相對比較小，以國內的能源與礦產資源產出還能夠滿足國內的需求，因此工業化資源匱乏的壓力還不突出，但是到新世紀中國出現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的顯著特征后，國內資源產出就越來越不能適應國內迅速增長的需求了。從初級產品凈進口看，1995年只有29.3億美元，2002年增加到207.3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32.2％，而2003～2005年這三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猛增到68.2％，增長率提升了一倍還多。近年來中國初級產品的出口處在停滯狀態，而進口迅猛增長，如果到2030年初級產品進口額達到2.25萬億美元，則未來25年初級產品進口額還得增長15倍以上。

　　這就給中國的對外開放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到上世紀末20多年內，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解決城市大工業升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所面臨的資金不足問題，那么今天由于中國的銀行“存差”已經超過了11萬億元、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經濟發展對對外開放提出的新要求是，必須通過不斷擴大的對外貿易，保證中國工業化所需主要初級產品資源的獲取，這就是中國對外開放新戰略的要點之一。

　　到目前為止，中國通過28年持續的改革，已經基本上奠定了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隨著經濟體制的成功轉軌，分配體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按勞分配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按要素分配體制過渡。收入分配體制的變化使中國的經濟運行特征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成功的一面看，是通過打破傳統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充分釋放了財富創造的動力源泉，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經濟在微觀層面的運行效率，使中國徹底擺脫了“短缺”經濟特征，帶來的新矛盾則是由收入差距拉大所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生產過剩傾向。根據有關方面統計，以“基尼”系數衡量的收入分配差距，1978年為0.23，1990年為0.28，但是到1996年就急劇上升到0.40，目前則已上升到0.465，已經超過了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般水平，進入到收入分配極度不平均的狀態。

　　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與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都使中國的儲蓄水平與投資能力明顯上升，但是卻使居民主體的收入水平不能與經濟增長水平同步提升，從而在國民經濟總量循環中形成了巨大障礙，這個矛盾在目前集中表現為生產過剩的領域不斷擴大。在1990年代中期，消費品生產普遍過剩的矛盾就已經開始顯露，在本輪經濟增長周期中則主要表現在生產資料領域。例如根據測算，到2010年中國的鋼鐵生產能力可能會增長到超過6億噸，汽車生產能力可能達到2000萬臺，發電能力則可能增加到9萬億千瓦，與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比較，都是太高了。

　　最近有關中國分配問題的研究成果說明，目前中國20％的富裕人群大約占有了60％的社會財富，這與典型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相比并不特別高，例如根據2006年3月美聯儲最新的報告，2005年美國10％的富人就占有了全美近70％的社會財富，但美國的基尼系數卻低于中國。導致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在按要素分配體制下，保障社會公平的主要機制，是國家必須通過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而中國在打破傳統體制后，卻沒有馬上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完善的社會轉移支付制度。以養老保障體制來說，根據勞動部的最新報告，到2005年只有1.75億城市人口和5千萬農村人口加入了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這部分人口在全社會7.5億勞動力中僅占30％，在農村還不到13％，在城市也沒有過半，其他如醫療和失業保險的社會覆蓋率更低。

　　另一個重要原因還是由于中國的“二元”結構，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例如日本和韓國在工業化高峰期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時候，城市人口收入也僅比農村高出60%～70％，而中國目前則高達3.3倍。此外，世界處在人均1500美元階段的國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55％左右，日本和“亞洲四小”則超過75％，但是直到2005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剛剛超過40％。由于農村低收入的人口比重過于龐大，不僅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也成為擴大國內消費的沉重壓力，2005年占人口60％左右的農村居民所購買的商品，在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的比重還不到1/3。

　　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轉移支付體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涉及到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以及財政體制和社會征信制度等方方面面的體制與關系，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而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則需要中國城市化的巨大推進，需要更長時間，因此基本理順中國的收入分配關系至少需要8～10年時間，而從中期階段看，至少在“十一五”時期內，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呈縮小趨勢，而是會繼續拉大。

　　但是到目前為止，本輪投資周期已經接近尾聲，2006年前期建設的生產能力已經開始釋放，到“十一五”中期，還會有更多的生產能力集中釋放，從而將使中國經濟面臨著現實的生產過剩矛盾威脅。如果由于各種長期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從而導致內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顯著提升，則中國要想保持經濟增長的平穩與連續性，只能依靠外需的擴大，就是增加貿易順差。“九五”時期到“十五”前4年，中國凈出口在總需求中的比重基本穩定在2%～2.5％之間，2005年已經提升到4.5％，2006年的貿易順差增加到1775億美元，凈出口比重進一步上升到7％，“十一五”后期則可能超過10％，順差額則可能超越3000億美元。

　　所以，擴大出口以保持中國的需求增長，就成為至少在未來10年內中國經濟發展對對外開放提出的新的戰略性要求，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給中國理順國內的體制關系留下足夠的空間與時間。

　　新對外開放戰略的主要設想

　　綜合分析，我們可以為中國的新對外開放戰略描述出一個基本框架：

　　（一）戰略重點

　　在經濟發展方面，重點是通過不斷擴大的出口規模，為國內的工業化建設換取必需的各類初級產品；在經濟體制方面，重點是在2015年以前通過貿易順差的擴大吸納國內的過剩資本與生產能力，以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連續性與社會穩定，避免中國經濟出現“大起大落”。

　　（二）主要戰略目標

　　到2030年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10萬億美元，其中出口5萬億美元，進口5萬億美元，貿易總額的年均增長率為8％；

　　如果世界貿易額在未來25年內以年均7％速度增長，則到2030年中國的貿易比重將接近20％；

　　未來25年累計利用外資額為2.5萬億美元，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美元；

　　到2030年在出口總額中，重化工業產品比重將超過75％，約比目前提升20個百分點，在進口總額中初級產品比重將上升到75％，約比目前提高53個百分點；

　　（三）戰略發展階段

　　未來15～20年將可能是發達國家重化工業轉移的高峰期，中國要為迎接發達國家重化工產業資本向中國的轉移以及重化工產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做好準備；

　　由于到2015年以前中國還不可能轉向貿易平衡，而仍具有擴大貿易順差的趨勢，中國政府在處理貿易摩擦和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方面，要準備應付更尖銳復雜的局面。

　　中國對外開放新戰略的全球化背景

　　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新經濟體制所面臨的矛盾，都需要中國從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當中尋求解決途徑，但中國是否可以成功地擴大利用國際市場與資源的規模，不能只是中國一廂情愿，還要看是否具備必要的國際條件，要看在未來25年內世界是否可能給中國提供高達6萬億美元的貿易空間，這就要對目前以及未來國際環境的大趨勢進行研究與判斷。

　　“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新的全球化時代，也產生了所謂“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這種失衡的主要標志，就是美國日益擴大的經常性逆差，有可能引發美元崩潰和全球金融體系的劇烈動蕩。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全球經濟失衡，是被一種新的全球經濟均衡關系所代替的，這就是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對應于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美國日益擴大的負儲蓄對應于東亞和中國日益擴大的凈儲蓄，美國的需求增長對應于東亞與中國的供給增長。

　　這種新全球化格局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二戰后至冷戰結束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呈相互隔絕的經濟發展格局，在發達國家間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因此出現了基于規模經濟的產業內部的水平分工體系，而大量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無法融入這一體系中。此外，由于冷戰時代東西方的對立，而“南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東方”國家靠近，限制了發達國家的產業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由此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分工圈”和“垂直分工圈”，即發達國家間僅在彼此之間進行工業制成品的投資和貿易，對發展中國家僅進行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交換，這樣就導致在南、北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的鴻溝越來越寬。

　　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也表現為各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距。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生產要素的價格也隨之提高了，比如以美國與中國比較，可用于工業化發展的耕地資源按人均計算，是中國的25倍以上，但直到今天美國的城市地價平均約為500美元/平方米，中國則僅為1200元人民幣，相差3倍以上。按理說稀缺的資源應該價格高，但中國的地價卻比美國低得多，就是因為中美在二戰后長期內由于經濟發展隔絕，形成了高低懸殊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價格差距。反觀與美國同處于市場經濟體系內的日本，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城市地價水平就上升到6千美元/平方米，是美國地價水平的12倍，這是日本土地要素稀缺在價格體系中的正常反映。

　　冷戰結束后，由于原東方國家紛紛轉入市場經濟體系，長期橫亙在南北國家之間的經濟藩籬終于被打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巨大的生產要素價格差，也立即展現在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面前。由資本追逐利潤的強烈動機所驅動，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開始了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流動的新潮流，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說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戰后至1980年代末，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間流動，但2004年發展中國家吸收的跨國直接投資比重，已經從1990年代初期的20％猛增到46％，當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則猛增了48％。據世界銀行剛剛發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報告，2005年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資本達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億美元，比上年猛增了63％，說明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在持續了十多年后，仍在形成更大的浪潮。

　　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使國內的商品生產迅速減少，必然會形成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國走得最快，貿易逆差的擴展速度也就最快。2005年美國的經常性逆差已經接近GDP的7％，2006年則肯定要超過7％。目前美國進口的物質產品，已經相當于國內物質產品消費的40％。不僅美國是如此，歐洲也是如此，2003年歐洲與東亞地區的貿易逆差已經超過了1000億歐元，2005年根據歐盟統計，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已達1060億美元。同年11、12月歐元區連續出現貿易逆差，2006年前11個月累計則出現了151歐元的逆差，2006年出現歐元區的第一次全年逆差已成定局。

　　由于在戰后50年的長期過程中，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了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使傳統的通過

匯率來調整貿易平衡的機制完全失效了，因為對貿易雙方來說，匯率調整一般只能使貿易雙方的相對價格水平在百分之幾十的范圍內變動，而由生產要素價格差距所決定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商品價格差距卻高達百分之幾千，這樣匯率變動幅度如果不足10％，對生產要素價格差距的影響還不足0.1％，超過10％也不足1％，所以想要通過匯率調整來糾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狀態，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個實例是2005年7月中國政府在美國政府的強烈要求下調整了匯率政策，到2006年末人民幣已經對美元累計升值了7％，但2006年前11個月與去年同期相比，中方對美貿易順差仍擴大了271億美元。

　　按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距有30倍計算，即使在未來25年使人民幣從目前對美元的8：1升值到2.7：1，即升值3倍，把這些差距縮小到10倍以內也要超過20年。以工資為例，目前中國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大約為6％，發達國家大約為3％，如果未來都以這個水平增長，要100年才能拉平，加入人民幣升值3倍因素，到2030年仍會相差10倍。從日元升值的經驗看，是在基本上完成工業化后才開始升值，而且在初始階段升值的幅度也不大，只是在完成工業化十年后才開始大幅度升值，所以預計未來25年人民幣升值3倍，已經是十分大膽的設想了。如果在未來20多年內中國仍可以保持住對發達國家極其明顯的產業競爭優勢，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產業轉移就不會停頓，中國對發達國家貿易順差的擴大也遠沒有到達頂峰。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消費類產品已經基本覆蓋了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但是消費類產業僅占發達國家制造業1/3的比重，而占2/3的重型制造業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轉移。隨著中國重化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工業技術基礎不斷升級，將逐步形成承接發達國家重型制造業轉移的條件，在未來10～15年內，發達國家的金屬工業、化工工業、機器設備制造業，甚至汽車和飛機制造業等都會大幅度削減國內生產份額，并把這些削減下來的生產能力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所以更大的產業轉移浪潮還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會繼續深入發展。

　　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的出口產品是以初級產品和輕紡產品為主導，1994年，機電產品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輕紡產品，2006年，機電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46.5％，加上化工產品出口，重化工產品的出口比重已經上升到52％，重化工出口產品比重的迅速上升，與中國的工業化在1990年代開始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是一致的。但是直到2005年，中國的重化工業出口比重仍低于重化工業在工業產出中69％的比重，而在進口結構中，重化工業產品的比重仍超過70％，說明中國的重化工業在產品品種、質量和技術水平方面仍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重工業進口替代的過程還沒有走完。此外，雖然重化工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經超過50％，但還有大量產品是消費類產品，與發達國家以生產資料類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的結構，差距仍是很明顯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重化工產品出口比重上升的空間是巨大的。

　　在目前發達國家的8億人口和4億勞動力中，制造業部門的勞動力約有8000萬，總產出約10萬億美元。而中國不僅目前仍有約2億左右的龐大剩余勞動力，到2030年人口高峰時，還會增加1億左右的新勞動力，所以完全可以承接發達國家未來巨大的產業轉移規模。當然不會是所有發達國家的產業外移都指向中國，但以中國穩定的政治體制、完善的基礎設施、發達的制造業體系，和價格低廉且素質優秀的勞動力，在世界發展中國家中占有明顯的優勢地位，未來階段發達國家重工業轉移的指向地肯定首先是中國，從而使中國在未來真正獲得新“世界工廠”的地位。

　　如果發達國家在未來25年將把2/3的制造業生產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并有年均2.5％的制造業產品需求增長規模，到2030年就會形成超過12萬億美元的進口需求，如果其中40％指向中國，則按中國目前的出口規模，到203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就可超過5萬億美元，這對于2萬億美元的初級產品進口需求來說，已經足夠了。由于到“十二五”后期中國將通過逐步理順國內的收入分配關系來提升內需水平，反映到進出口方面就是進口速度會逐步提升，到2030年也將逐步達到貿易平衡，所以到2030年進口總額也將上升到5萬億美元，貿易總額則將可能在2030年達到10萬億美元。

　　由于目前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資本總額約有8萬億美元，如果其中的2/3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所吸納的發達國家產業資本也可能超過2萬億美元，25年平均，每年約800億美元，加上吸納的其他類型國際投資，中國未來25年平均每年吸收的國際直接投資將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利用外資額的年水平在未來還有可能上升。

　　當1987年我提出“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的時候曾設想，到2000年中國的出口可達到1500億美元，這個戰略目標設想曾被許多人認為根本不可能，然而到1995年中國的出口總值就基本上達到這個目標了（當年出口額為1487億美元）。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只要新全球化格局進一步發展，只要在未來長時期內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仍存在巨大差距，中國的貿易額和貿易順差額就會不斷增長。由于中國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明顯的競爭優勢，中國也許會在未來新全球化格局中爭取到更多的國際投資和貿易份額，因此預測中國的貿易額在未來25年內達到10萬億美元，并爭取到2.5萬億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份額，可能還是比較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