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彥：他是“內部人控制”理論的締造者，又是比較制度理論大師，對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比較制度理論方面，以青木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CIA)”學派采用眾多新理論深入分析制度問題，開辟了新比較經濟學的新研究領域。

　　他在公司治理理論方面也貢獻卓越，并因首倡“內部人控制”概念而聞名于世。

　　⊙史晨昱

　　隨著青木昌彥著作的不斷翻譯和問世，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熟悉這個一頭銀發的日本學者。他是“內部人控制”理論的締造者，又是比較制度理論大師，對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現年69歲的青木昌彥，1964年畢業于東京大學經濟系，1967年獲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后陸續擔任

哈佛大學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教授，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所長，2005年當選國際經濟學會會長。

　　新比較經濟學開創制度分析新視野

　　20世紀80年代曾繁榮一時的比較經濟學，因其內在缺陷及蘇東巨變而一度陷入沉寂。但在蘇東解體后的經濟轉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歐元統一、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大事件發生后，在傳統的廢墟上又浮現一個嶄新的領域——新比較經濟學。新比較經濟學從原先宏觀的體制視角轉為微觀化的制度視角，從原先偏重于體制的一般性研究轉向對制度的系統性和特殊性分析，從原先流于空談轉為注重可操作性。

　　新比較經濟學中最重大的研究方法創新體現在以青木為代表的“比較制度分析(CIA)”學派上。他們采用眾多新理論，如組織理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委托一代理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對制度問題展開深入分析。

　　青木贊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是重要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定義為“博弈規則”的看法。但是，青木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

　　在對制度的分析中，他確立了博弈分析的基本單元（即域），認為域是由參與人集合和每個參與人在隨后各個時期所面臨的技術上可行的行動集組成，參與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組織。青木把博弈域概括為六種類型：即共用資源、經濟交換、組織、社會交換、政體和一般性組織領域。各種域是相互交叉和相互影響的，這又說明制度是互相關聯和互補的。在此基礎上，青木給出了一個更具體的概念：“制度是關于博弈如何進行的共有信念的一個自我維持系統。制度的本質是對均衡博弈路徑顯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種濃縮性表征，該表征被相關域幾乎所有參與人所感知，認為是與他們策略決策相關的。這樣制度就以一種自我實施的方式制約著參與人的策略互動，并反過來又被他們在連續變化的環境下的實際決策不斷再生產出來。”

　　青木提倡用更符合現實性的進化博弈理論來研究制度的演化變遷。進化博弈論放松了博弈論的約束條件，并認定人是有限理性的。制度的形成既可以是自發秩序的產物，也可以是人為秩序（人為理性構建）的產物。從表面上看，二者具有明顯的差異。但青木認為，從進化博弈的角度出發，這兩種制度變遷機制的差異并不明顯。它們在發生變化時有著共同的條件：在起初的或政治博弈中，需要有達到臨界規模的參與人修正他們關于域內在結構方面以及外在環境的表征信念，并以協作或分散的方式共同采納能產生新均衡的新策略。因此，對于這兩種制度形式的變遷，完全可以根據內生博弈規則的制度觀認定其為一般制度變遷即相當于博弈從一種均衡走向另一種均衡，其結果不僅是參與人行動策略的整體變化，而且是共有信念的變化。

　　青木進一步分析認為，在舊制度危機下尋求新出路的過程中，參與人可以利用各種預示未來博弈規則的信息，比如他們可以模仿在其他域已經成功的做法，從國外經濟域的先進經驗中觸類旁通，吸取經驗。究竟哪一種信念系統最終成為預期收斂的聚焦點，進而成為一種新制度，主要取決于學習、模仿、適應和惰性如何在相關域之間相互作用。

　　青木認為，從單個域的制度變遷轉向經濟整體性制度安排的變遷，問題將會復雜得多。制度轉型過程的長短和激進程度取決于考察的相關域的范圍。轉型過程通常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相對短而混亂的制度危機階段，其中急速的環境變化（或內部危機）引發了超過臨界規模的參與人的認知危機，各種變異性決策以一定規模進行著試驗；另一個是各種決策均在“進化選擇壓力”的作用下接受進化考驗的階段。隨著某些決策在進化過程中逐漸上升為主導地位，后一時期最終和制度穩定階段匯合在一起。

　　青木強調，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國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單單囿于博弈論框架是不夠的，因為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相聯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因此，必須依賴比較和歷史的知識。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在本質上是可分析性的，因而被稱為比較制度分析。

　　創新性剖析導致公司治理結構多樣性的原因及其影響

　　在公司治理理論中，青木因首倡“內部人控制”概念而聞名于世。由于“內部人控制”現象的存在，公司治理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與以往文獻相比，青木不是試圖去設計最優的公司控制結構和經理激勵合同，而是試圖理解公司治理結構多樣性的原因。

　　青木將影響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各種重要因素歸并劃分為組織域、金融交易域、勞動交易域和政治域。他從組織域的信息結構入手，通過分析組織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關聯及與勞動交易域和政治域之間的制度互補性，深入研究了公司治理結構多樣性的原因。

　　青木把組織結構看作組織內部不同任務單元信息加工的分配，是由上級與下屬的垂直信息關聯和下屬不同任務單元的水平信息關聯所構成的一組關系。他將信息關聯的一般模式區分為層級分解、信息同化和信息包裹。以這三種一般模式為基礎，青木昌彥對信息結構進行了分類，與傳統的美國、日本、德國的組織模式相對應的信息結構分別為：功能層級制、水平層級制和參與層級制。

　　青木認為，特定類型的組織結構面臨特定的治理問題。他把人力資產區分為個人型和背景導向型人力資產。在層級分解中，為了適應分工清楚的信息加工任務，人力資產必須是個人型的，治理至關重要的問題在于擁有不同個人型人力資產的參與人中，誰應該控制物質資產的支配權；對于信息同化模式，參與人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共享信息和相互影響，以至于組織收益很難清晰分解到個人的貢獻，參與人在積累和使用人力資產時會萌生搭便車的動機，問題在于如何治理搭便車問題。當企業組織嵌入在金融交易域和其他域的互補性的制度安排中，組織治理問題就轉化為“公司治理”問題。他將公司治理結構界定為公司組織域控制利益相關者（投資者、工人、經理）相機行動決策的自我實施規則，特別注意組織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關聯以及與其他互補域的制度約束（即制度互補性）。

　　青木認為，公司控制市場治理結構只適合功能層級的信息結構。在該信息結構下，經理進行市場導向型的決策，工人從事互不相同的操作性任務，對應的人力資產是個人技能。由于經理的系統性信息加工任務至關重要，因此讓經理占有整個物質資產是最優的所有權安排。當所有者需要外部融資時，組織域就與金融域聯結起來，他把治理結構界定為這種關聯在不同條件下的均衡結果。當工人工資通過外部競爭性勞動市場定價，他們的報酬可以事前決定，因此支付合約要素報酬后剩余最大化和組織內部效率一致的，公司的剩余索取權被股東擁有公司的目標是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

　　當企業面臨的制度環境是社會契約的社團主義國家形態，標準化職業的工資水平由整個社會范圍內談判決定時，企業雇主利用與企業業績掛鉤的工資合同鼓勵工人努力工作的能力受到限制，相應地，工人也很難以辭職相威脅要求更高的報酬，這時讓工人分享剩余控制權，共同治理構成一種均衡，組織結構也內在地從功能層級轉為參與層級制。在這種信息結構下，當面臨資金約束時，無論是企業所有者還是工人都偏向債務融資。他認為，股東治理和共同決定機制是組織域和金融域關聯博弈的多重均衡，是無法按照帕累托準則進行一般的排序，哪種均衡會出現，既取決于歷史的因素，也取決于面臨的制度環境。

　　水平層級的信息結構面臨的是參與人搭便車的道德風險問題。在這種組織結構下，如果經理和工人相分離，他們的人力資產價值會因它們之間的“關聯性”而貶值。青木構建了關系型相機治理機制：控制權依據企業產出在企業內部人（經理和工人）和投資者的共同代理人之間轉移，分為內部人控制區域、監督者控制區域、救助區域和企業解散區域。由于企業成員擁有的是背景導向人力資本，一旦企業解散或倒閉，企業成員預期未來收入要減少，這樣就會驅使成員更加努力工作，從而緩解了水平層級內在的搭便車問題。青木昌彥將這個抽象的模型運用到對日本公司治理結構（即主銀行結構）的分析中，并獲得了令人信服的實證分析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