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

　　財經作家，現居北京

　　許多觀點放在一個狹窄的信息范圍內看，應該說都是正確的，但若把信息范圍拉開，則很能看到其不足之處。唯有擴大信息基礎，才能確保觀點的提出建立在更寬泛的信息基礎上。我們得時時小心，限于信息環境，我們的觀點很可能是片面的。在現實生活中，信息的范圍無限外延，其限制則無所不在。所以，如阿馬蒂亞·森所言，考察這些觀點的信息基礎的范圍和限制數據，就成為我們的必要功課。

　　近日細讀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森對三種價值觀的比較性分析以及他的階段性結論意見讓我豁然：“每種派別的長處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考察其信息基礎的范圍和限制來理解”。森強調了擴大信息基礎的重要性，這種強調很對我此時的心態。前段時間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小心翼翼說出觀點，當時的出發點即是對自己信息的懷疑：以我們目前的信息環境，我們的觀點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無效的。

　　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葉，來自臺灣某商學院，他在市場營銷方面有自己的教學體系。今年2月份應我的邀請，參加一次企業家沙龍，在聽取大陸一群學者和企業家大談商業文明，大談憲政建設之后，他說，“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業家竟然在這么好的沙龍里談論政治，談論文明這樣虛幻的東西，今天的臺灣企業家在一起談論的，永遠都是利潤，是如何賺取利潤的方法。”

　　北京大學的朱教授，在給學生講述企業如何完成私募的時候，話題帶到了今天的大學校長應該怎樣定位。朱教授的結論很簡單：“大學校長是干什么的？他是為這所大學到處找錢的。”

　　楊鵬是內地研究中國政治生態比較有想法的專家，他提出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公共產品的缺失，這樣的觀點讓我心儀。他偶爾會讀一讀我寫的本土企業模式案例。見得面來，楊先生說，“你觀察并寫作的本土企業商業模式價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們沒有解決商業文明理性建設的前提下，更是沒有價值，中國企業哪有模式可談？”

　　同樣來自臺灣，《全球商業經典》的管理人費先生在一次關于媒體使命與責任的溝通會上說：“我知道大陸的媒體朋友向往新聞自由，但我提醒你，臺灣開放報禁之后，這些年來引來的是一大批媒體的死亡，媒體作為一個產業，它所發生的變化幾乎讓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勸大陸的媒體朋友多思考一些媒體定位、市場細分、受眾接受，這些技術性問題，是媒體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問題。”

　　上述觀點放在一個狹窄的信息范圍內，應該說都正確，但把信息范圍拉開，則很能看到其不足之處。現實中，信息的范圍無限外延，其限制則無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這些觀點的信息基礎的范圍和限制數據，就成為我們的必要功課。葉教授的信息數據哪里出了問題？我想他是用目前的信息數據掩蓋了他過去曾經儲存的信息數據。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葉教授也不例外，他把臺灣過去發生的歷史信息丟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學教授的信息渠道主要來自他的專業，這種與眾不同的長處經常會得到企業的回報，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數據放大并復制到了其他領域。我聽完了他的觀點以后，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蔡元培先生還活著，你認為他會認同你的觀點嗎？

　　楊鵬的信息數據有局限嗎？他對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因為我經常生出工作虛妄之感。但楊的方法在這里仍然擴大了他個人數據的價值，并用他的信息體系輕率地覆蓋了我的信息體系。很多批評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楊鵬的范式，并且這種范式的強權性非常隱蔽，隱蔽到連徹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意識不到。

　　費的信息支持我想應該來自于一家媒體的經營范圍。媒體是經營單位，是企業，這是常識，但媒體是公器，也應該是常識。這就是做一個媒體人的難處啊。曾經聽說有人譴責

　　看一下森對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公平主義的比較性分析吧，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我們自己的信息處境。

　　功利主義的價值標準是：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者福利。按照人類的基本體驗，所謂效用和福利，是一種幸福和痛苦的心理狀態。問題就在這里，如何測度一個人心理狀態的水平？如何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比較？如何將所有人的效用福利計算成整個社會的效用和福利？一旦我們將功利主義的標準當成真理，那將找不到準確的信息基礎，隨之就會陷入一種模糊的情感狀態，并用這種情感狀態來決定人們的社會行為和經濟行為。

　　自由至上主義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他們的價值標準是：有法治權利保證的，受最少限制的個人自由。森認為，這樣的標準顯得信息基礎不足，它的要求是程序性的，而程序先于后果，甚至不考慮后果。人們的價值觀多半是強調后果。這種對數據的莫衷一是，必然導致人們對自由至上主義的理解和執行的莫衷一是。

　　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公平主義強調立足于公平的一套優越于任何其他考量的自由權。問題是，信息數據是外延且不斷變更的，絕對的將公平主義優先于其他事物，等于事先排除了影響全面價值評價的多元元素，把一個多元的世界強行定位了幾元或者單元了。

　　面對這樣寬闊的思辨過程和比較過程，尤其面對當下有些捉襟見肘的信息局面，我們應該怎么辦？森的建議是，擴大信息基礎，確保觀點的提出建立在更寬泛的信息基礎上，并有意識地審視屬于自己的信息限制。對于我這樣生活在漢語文化之下的中國人來講，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奢侈的建議。多少年以來，一直存在一個巨大的力量，人為地限制我們的信息基礎，我有何等力量，通過什么手段來維護自己與生俱來的信息基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