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叫徐祥的記者朋友，多年以來也做了不少有價值的事情，對我特別客氣，一口一個老師，每次到北京總要請我吃飯，但我一直推托，可以說從來沒給他好臉色看過，甚至有幾次當著眾多同行的面把他罵得抬不起頭來。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大概是出于我自己的小知識分子清高潔癖）：一是，他給自己辦了個網站名字叫“中國名記徐祥”，有時據說還發些無聊的文章抬高自己，打擊別人。這種自我炒作的做派，我特別反感；二是，我聽到比較可靠的消息，他在報道中收取贊助，當然不是他自己收，而是以記者站的名義替單位收發行費一類，他可以從中提成。中國有成堆這樣的主流媒體和大牌記者，舉著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收保護費，甚至打著新聞監督的名義待價而沽，吃兩頭。我深以與這類拿著正規記者證的假記者比肩為恥。

　　前幾天我接到一封信，一個朋友告訴我，那個徐祥現在居然在網上公開明碼標價為

　　通知是這樣說的：“你好，朋友！如果你有天大的冤屈，如果你義憤填膺，如果你走投無路，那請和我聯系！本人將不會收取你漫天的費用，但你要先預付本人來回路費和誤工費，到達貴地以后一切開支皆由貴方承擔。同時本人也歡迎有經濟能力的朋友捐助本人，本人將專款專用，對確實有很大冤情的但又一貧如洗的，請到鄉級以上民政部門開具貧困證明(自己的上訪對象即為本地政府的，則必須由四名以上鄰居出具書面證明并附其電話以備本人抽查)，則本人將提供全程免費服務!另外本人具備10年老調查記者的新聞調查功底，曾經暗訪出了諸多全國轟動的案例，并具備一定的法律常識，亦是一個具有最起碼良心和道德的普通人!也就是說本人絕不會和對方同流合污、沆瀣一氣！

　　而對于一些路途遙遠又沒有太大價值的或你只想通過本人的呼吁而引起更多記者關注的投訴，本人將以“人民來信”的形式，免費給你刊發，不過你在來信中要注明你的固定電話、家庭地址等聯系方式和相關證據以及身份證號碼。

　　如果你說對方殺了人，那么你要告訴我誰被殺了，如果你告訴我對方貪污了很多錢，那么也請你告訴我，他貪污了多少，行賄的人是誰，也就是本人不接受道聽途說和捕風捉影式的舉報。我不管對方是位高權重，我同樣不怕對方是黑白兩道，我只怕你的舉報帶有個人感情色彩。如果你什么都不怕，能為你所說的話和你的舉報承擔法律責任，那么請和我聯系！”

　　看完這個通知，我所有的不快都拋到了九霄云外。在我看來他在這件事上非但沒有給新聞界丟臉，反而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我了解他前些日子，因為比較復雜的原因下崗了，連夫人都受到了一定的牽連。現在他索性運用他的新聞技能為一些冤民服務，并且公開收取服務費。我相信他的市場是很大的，很多覺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個人或者企業，需要社會機構的協助來討說法，受過新聞訓練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講和律師很像，都具備一種能力，就是把事情來龍去脈和邏輯說清楚。有時候遇到一些上訪者真是可憐，一把鼻涕一把淚說了半天，讓你心都碎了，究竟怎么一回事還沒講清楚。這時候記者和律師扮演的角色都很相似，就相當于舊社會的“狀師”，區別在于律師是把事實邏輯理清以后，供法官大人或者西方的陪審團來裁決，而記者的工作則主要是將事實提供給社會大眾來評判。尤其在中國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情況下，報紙網絡等媒體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彌補和救濟的效果，媒體記者也常常被當成了救世青天，固然是角色錯位，但也是中國國情下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據我所知，這衍生出了很大的一個市場，甚至一些打著記者旗號的無良之徒，到上訪村這種冤民集中的地方，以能發內參這樣的名義騙取錢財，更有無恥之徒拿著冤民的材料，再轉身到一些部門，按照慣例又可以得一筆封口費，敢如此膽大妄為的通常是“主流媒體”，拿著新聞出版署的正規記者證的大牌記者們，可以說連基本人倫廉恥都不講。

　　這些看在眼里，又非常無奈：一是，這些冤民往往已經非常絕望，像飛蛾撲火一樣，哪怕明知可能是騙局也會撲上去，勸也勸不住；二是，連你自己也已經很自責了。我經常說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記者不需要搶新聞，而是新聞搶記者。工作中很多時候我都會陷入一種灰暗的情緒，不能自拔，比如我對拆遷和醫療糾紛作過比較有影響力的報道，后來成百上千的人都找到我了，高峰時一天信箱里就能收到幾十封信，一個比一個苦，一個比一個冤，專門辦幾份“拆遷糾紛報”，“征地糾紛報”，“醫療糾紛報”都寫不完。更讓你痛心的是，你會發現這些事在中國壓根就不是新聞了，少數被媒體關注的只是祖墳冒青煙的幸運兒而已，面對他們的無助和自己的無能也是一種折磨。既然你自己拿著體制內的工資，卻見義而無勇，袖手旁觀，應該照著鏡子抽自己的耳光，一些體制外的人順應社會需要搞有償服務，你有什么理由說酸溜溜的話。

　　我經常感慨中國其實最需要的現在不是那么幾個大牌記者、大牌律師，而是成百上千的赤腳記者，赤腳律師。他們其實不需要了不起的才華，給他們什么頭銜都不重要，而只需要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能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收取合理的費用也是無可厚非，維權不見得一定要道德化，它完全可以是一項有經濟效益的服務性業務。這種服務沒有理由羞羞答答，藏著掖著，在見不得光的地方好事也會變得骯臟。有一些記者收取當事人的好處，最后得罪了實權部門，受到報復，以詐騙罪被捕入獄；還有蘭成長這樣的倒霉蛋，因為不是“主流媒體”，沒有記者證被活活打死；還有一些體制內拿著工資的記者，則純粹是厚顏無恥，吃里扒外。與其這樣鬼鬼祟祟，我特別希望有人理直氣壯地站出來，公開走向市場，利用自己在新聞工作中鍛煉出來的技能，明碼標價地為社會提供服務。

　　徐祥可能干過很多不咋地的事，但恰恰他在公開收費上我認為開了一個好頭，以后他公開地賺錢，公開地利用新聞調查的手段為他的當事人服務，既像狀師，又像私家偵探，也像廣告策劃師。他這么做的好處在于，可以凈化規范這個事實存在的灰色市場，把新聞的歸于新聞，把維權的歸于維權，免得有一些人，打著名記者的頭銜，利用自己的話語影響力，一邊收取好處，一邊還裝作公允，這種虛偽對社會風氣的危害極大。以后找到我，我作為體制內新聞記者解決不了或者不合適做的事情，一概都會推薦給徐祥這樣的人。甚至我想，有一些公益慈善機構，未來設立基金來幫助那些經濟困難但有需要援助的公民，既使他們得到基本的救助，也使幫助他們的人，不會越做好事越窮，能有一個相對體面的生活，這樣來鼓勵更多人投身這項對建設

　　那天，我滿世界找徐祥的電話，想為我以往對他的誤解和歧視道歉：“徐祥，我想請你吃飯，你有時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