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大李志林（忠言）博士

　　5月上中旬在股指4000點上方，管理層先后發了兩個“加強對投資者教育的通知”，但市場均不予理睬，后來是靠“5·30”、“6·20”兩次用行政手段，才將股指從4335點往下打壓了931點，但7月26日便創出新高。8月下旬在5000點上方，各報同時發表文章對投資者進行教育，也收效甚微，市場仍然沖上5400點，最后是證監會主席召開了機構座談會，發表了“加強對投資者風險教育”的長篇講話，才形成“9·11”暴跌。但此次僅跌了200多點便出現連日強勁反彈，深市兩天便收復失地。

　　人們不禁要問：市場又為何老是不聽從“教育”？

　　第一，“對投資者進行教育”的提法還需探討。中國股市四五千萬投資者，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社會中規模最大、抗風險能力最強的群體。他們既是納稅人，每天向財政部貢獻15億元印花稅（以2500億成交量計）；又是國企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支持者和推動者；還是直接融資的承擔者，如僅用17年時間，就使中國的證券化率超過100%，躋身世界股市前八位。按照毛澤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觀點，對這樣的投資者，應首先向他們致敬，感謝他們、尊重他們、愛護他們。

　　第二，是否有雙重標準。例如，一方面批評二級市場35倍動態市盈率是估值過高，有泡沫，市場有七大“怪象”，唯獨不對一級市場的泡沫源，即新股高市盈率發行和高市盈率增發進行批評、教育、監管。這樣，投資者自然不會買雙重標準的片面的“風險教育”的賬。

　　第三，真正該教育的基金卻不接受教育。國外成熟股市平均市盈率之所以低，是因為作為指數樣本股的幾十個大盤股的市盈率都只有12—16倍，如美國的

可口可樂、通用汽車，香港的匯豐控股、長江實業等。而中國股市平均市盈率之所以高，是因為大盤股的市盈率均高達3、40倍。但是，并未對大盤藍籌股泡沫進行批評教育，握有巨資的基金還稱，大盤股的市盈率不算高，估值相對偏低，是理性投資、價值投資。在以基金為主體的機構控有44%市值的情況下，其手中的大盤股不愿下跌，市場的平均市盈率自然降不下來。因為，隨后回歸的紅籌股，如建行發行價市盈率仍高達30多倍，這樣，再講對投資者“風險教育”，也等于白講。

　　第四，中國股市的四大“推手”對沖了對投資者的“風險教育”。一是

人民幣升值的加快。在今年已四次加息、七次提高準備金率均無力降低貨幣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未來唯有動用加快人民幣升值的狠招才能奏效。二是經濟高增長。溫總理近來在達沃斯論壇上稱：“過去三十年

中國經濟以平均9.7%的速度高增長，這種高增長還能保持二十年”。三是上市公司業績超常規增長。中報業績增長70%，明年因實施新會計準則和兩稅合并，仍將高增長。四是國資委提出加快157家央企對上市公司注入優質資產、實現整體上市步伐和加快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兩項戰略決策，為股市提供了巨大的外延式成長性。這四大“推手”均是中國股市“獨有”的利好，項項都是助漲股市的實質性利好，令越來越多的中長線投資者加快入市覓寶，使按靜態估值的“風險教育”黯然失色。

　　誠然，誰都不否認對過度的單邊上升市有必要調控，波段市更為合理，但老是通過輿論進行大張旗鼓的“風險教育”，積累到某一時刻會引發市場的共振，即人為制造暴跌。老是依靠行政政策和輿論治市，老是想人為地控制指數漲跌和指數走勢，久而久之，會使投資者患上政策依賴癥、政策猜疑癥、政策憂慮癥，對股市的市場化發育不利。對股市的調控還是以采用供求調節的手段為好，如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所說的，不會針對資產價格出調控的態度，就很值得贊賞。應充分相信市場廣大投資者會按照基本面、市場面、供求面和技術面，對風險位置和風險形態有自己的判斷和應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