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先

　　為破解《勞動合同法》嵌套在企業頭上的高額賠償金、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緊箍咒”，盡管距離《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尚有一段時間，可不少“用工敏感型”企業已開始借各種可乘之機來規避該法，甚至不惜橫生事端與員工解除勞動合同或裁員。一波可能因法律“倒逼”所引起的勞資琴弦爭鳴裁員潮正在個別用人單位掀起，并很有可能波及其他勞資關系脆弱的企業。

　　律法入定，裁員聲急，這多少折射了我國勞動法律從立法、執法到守法的單刀直入式良法困局，也從側面烘托出勞資和諧、勞資共贏還更多停留在口號或紙面上，勞資兩利的共識遠未達成。特別是對企業而言，基于社會責任、公共利益和共贏標示的《勞動合同法》“契機觀”（企業等用人單位將《勞動合同法》的通過作為其轉變增長方式契機的觀念）即使在最通情達理的企業眼里，也不過是被動的奢華：可以接受但卻保留了行動上的質疑。換言之，裁員潮只是這種法律良好意愿的反向極端表達而已。

　　在法律文本上，勞動者在企業無故受到開除處分，或者在用工企業故意制造解約事態以促成解約法律事實是可以求助勞動行政部門、人民法院乃至工會的。不過，正如千古韓氏公的經典名言：我想縱橫戰場，可我首先得擁有最基本的“手段”。而對勞動者來說，他們缺的恰恰是這個。譬如，《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且員工沒有嚴重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等情形，除員工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單位必須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本是《勞動合同法》最大亮點之一，可由于目下缺少必要的勞動者保障性干預手段，卻事與愿違促成了一些追求單位利益最大化的用人單位，通過挑刺辭退面臨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員工的惡性裁員潮。

　　沒有什么比積極主動的立法行動更偉大，作為“善法”或者“良法”在中國的典型表征之一，中國《勞動合同法》以社會責任為己任，追求在勞動者保護上的嚴標準本身并沒有錯，而因為嚴標準使個別企業主采取法律投機性裁員行動更不是它的責任。畢竟，企業主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有其自己的利益考量，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匆忙辭退員工有無必要是其自我抉擇的范疇，法律管不了這么多，有些東西法律無法超越，即使是再精密的法律。然而，這并不等于說面對即將到來的年底裁員潮，政府就注定無所作為。國際經驗表明，恰恰相反。

　　在西方，企業裁員的法律管控與中國即將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基本上異曲同工，不同的是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譬如在法、美等國為了堵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企業按需釋法的投機性裁員做法，法律只是作為完善勞動執法的法源，法律明確規定授予政府勞工部長官靈活組織制定勞動者保護與勞動執法標準的權力，并負責監督法律的實施，這就從政府執法層面上堵住了法律黑洞。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國家，具有諸多體制優勢，政府理應在包括堵截裁員潮在內的勞動者保護方面做得更好。

　　對進入市場經濟時代的相關勞動執法部門而言，嚴格執法當然需要，但這已不是其唯一任務。面對紛至沓來的企業對員工法律投機性侵權，譬如眼下不進行有效疏堵即將發生的年底裁員潮，政府除了執行已經制定的法律、法規之外，其要做的或者說在未來更需要其做的是推動法律的普及性執行、針對性執行，并為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保障性標準和導向性標準。具體來說，就是通過聯合其他政府部門進行稅收、行業準入等執法傾斜等鼓勵企業穩定員工隊伍，減少投機性裁員，同時加大對法律和上述標準的執法力度，使企業進行法律投機性裁員不僅在法律上、道德上不可行，而且在經濟上也不可行。

　　（作者單位：北京市賽德天勤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