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舸

　　近日，中國證監會宣布，歷時3年的中國證券公司風險治理收官，共處置31家高風險公司，19家公司因違法違規被關閉，104家正常經營的公司各項風險控制指標均達標。日漸嚴厲的懲戒降臨到了那些違法違規的證券公司頭上。顯然，被譽為證券交易專業服務者的證券公司，自身的質量問題也不容忽視。

　　證券公司是一個特殊的服務提供者。它擁有大量來自客戶委托的交易資金，甚至擁有為客戶理財投資的相對自主權。對于本身就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證券行業來說，證券公司的道德風險就格外引人注意。目前，對證券公司的監管有三種途徑：政府監管、證券公司內部監管、社會監管。按照通常的理解 ，自我監督恰恰是最難以做到的。而社會監管由于先天的信息不對稱、民眾缺乏專業監督能力，因此，人們往往把監管的全部重任都寄予在政府身上。

　　然而，在傳統的政府監管模式中，這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往往要依賴于自下而上、層層上報的信息遞送模式，這又回到了老路上，還是得依靠企業內部人的自覺。如果采取大規模清理整治，恐怕又存在“運動式管理”的弊端。正基于此，盡快出臺《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強化證券公司日常監管才成為業界一直呼吁的未來監管方向。　

　　不過，即使以上三種監管制度齊頭并進，如果沒有完善的、針對廣大受損客戶的賠償救濟制度，筆者依然不看好其監管效果。首先，從機會收益上看，證券公司違法違規操作的收益常常是巨大的，如果違法行為被發現的概率很小，而所能夠得到的違法收益又是如此的誘人，任何一個“理性經濟人”，都會選擇繼續違法這條路。

　　實際上，證券公司違法違規經營對國家、證券市場和個人投資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按理應當給予補償，即民事賠償。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對此尚未有嚴格的民事賠償制度，使得證券公司違規的成本一直提高不起來。曾經轟動一時的銀廣夏索賠案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因此，如果在在打擊證券公司違法違規操作事件中，監管機構以行政處罰替代刑事處罰，以及民事賠償壓力不大的現象必須改變。通過加大司法介入和法律懲治的力度，完善相關的民事賠償制度，讓那些違法證券公司明白：這樣做，是在犯罪，要付出的代價將遠遠高于違規的收益。只有法律制度的系列跟進，才能保障個別證券公司的道德風險演化為一種行業集體違法違規風險。安然公司破產之后，美國證券監管當局以及社會各個方面就其反映的問題對其監管體制、會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