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志國

　　經濟學家，中國股份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的積極開拓者之一。

　　中國股市走到5000點的高位并繼續迭創新高后,股市的政策面又開始發生微妙變化。

　　股市政策面最開始的變化發生在8月20日。在股市收在4904.85點并覬覦5000點的時刻，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進行內地居民直接投資海外證券市場的試點，首批試點選在天津濱海新區，投資對象是香港股票。由于香港H股與A股普遍存在著較大的折價，因此管理層這一措施分流A股市場資金的意圖就十分明顯。香港股市聞風而動，在最近6個交易日連漲6天，并于8月27日創歷史新高。香港股市的這種走勢，會不會是中國股市開放B股時的故伎重演，實在很難估計。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就很可能不是壓制A股而是抬高H股，導致A股與H股股價的循環推動。

　　第二個變化發生在8月27日。國內媒體紛紛報道特別國債開始發行的消息。消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2000億特別國債直接向市場發行，這與市場對特別國債發行方式的預期有很大的不同，必將會對市場的資金面產生一定影響。

　　第三個變化發生在8月28日。某媒體發表文章：《不在泡沫中瘋狂，就在泡沫中崩潰》。這篇文章主要分析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與美國經濟大蕭條的關系，借以警示正在迭創新高的中國股市與投資者。此篇文章意味著管理層已認定中國股市出現了嚴重的泡沫化，也意味著管理層認為中國股市已經瘋狂并處于崩潰的前夜。這樣一種隱性判斷在市場中顯現出來，那就無可避免地會引起股市的劇烈震蕩，市場與投資者也會無可避免地遭受無端的財富損失。雖然理性主導決策最終使中國股市躲過了一劫，但在這一未遂的“半夜雞叫”中，管理層對股市持續上漲的憂慮卻也是昭然若揭。

　　三張牌或出或隱實際上打的都是同一張牌：不希望股市大漲也不希望股市大跌。這種出牌方式與調節方式，雖然與“5·30”有很大不同，體現了政府與管理層的良苦用心，但政府與管理層卻總是想調控指數甚至主導指數走勢。人為地干預市場的運行進程，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都很難達到目的，這一點，已經為一年多來的牛市進程所反復印證。還應該指出的是，把中國股市的這一輪牛市特別是牛市發展的現階段與美國1929年的經濟大危機作簡單的類比并借此來警示市場，也是牽強附會甚至文不對題。股市估值的壓力可以通過市場自身的發展與起伏來調節，但不能也沒必要危言聳聽，進而引發市場不必要的波動與不應有的恐慌。

　　港股有刺

　　葉檀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財經論者。

　　允許境內個人直接購買香港市場股票試點推出，并未吸引如潮的人群，截至8月27日，前往中行天津分行的4家

　　中國儲蓄大部分時間都在境內有限的投資市場盲目游走。對于普通投資者來說，炒港股有幾大風險，不可不防。

　　H股與A股市場之所以存在價差，之所以內地股市在香港上市要對歐美投資者折價，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匯兌風險。即便贏利如何結匯仍是投資者面臨的一大政策風險。人民幣處于上升通道，而與美元保持聯系匯率的港幣則有貶值趨勢，目前港幣的購買力只有1967年的3.3%，想投資香港市場者務必將此牢記于心。不要被所謂差價說忽悠。

　　香港市場面向國際，是其一大好處，但也因沒有資本項目這道防火墻，而缺乏護身鐵布衫。此次次級債危機A股市場巋然不動，香港市場則與國際市場聯動，大跌不止。內地投資者并未受過國際化的訓練，對這樣的襲擊毫無抵抗力。連機構QDII都受這次次級債危機之累，個人投資者的前景恐怕不容樂觀。

　　境內投資客出去遭遇的兩撥最厲害的對手，一是在香港市場盤踞已久的國內機構，二是專業的國際投資機構。前者主要投資于境內上市公司的股票，勝在背靠大樹消息靈通。后者更厲害，既是中國貨幣改革的主要博弈對手，又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主要依靠對象；既擁有評級方面的國際話語權，又可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出謀劃策，還擁有久經市場考驗的各種投資工具。

　　A股與H股確實存在差價，在強者為王的世界里，差價是強者的盛宴，是弱者的陷阱。此次境內個人投資者開閘聲出，香港市場聞風而動，股價一路飆升，等到境內個人投資者趕到，國際投資客已高位出貨。

　　讓國內不諳國際投資規則的中小散戶直接投資國際資本市場，不能算是負責任的行為。之所以出此險招，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國內貨幣流動性過剩有危機突變的可能，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疏通。因此醞釀一年，此時推出；二是拉近A股與H股的距離，這是國內決策層與香港市場決策者的共同愿望。推出港股直通車，擴大投資渠道事小，解決流動性與加快A股國際化事大。

　　國際化是大勢所趨，眾無異辭。港股有刺，慎炒港股。如果財力能及，投靠國際級的理財公司吧。

　　大量溢出的財富涌向哪里？

　　易憲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經濟正進入全面的資本化過程。那些沉睡了千年的土地、那些企業固定資產、那些企業、個人、政府未來收益都以折現或資本化的形式溢出。對于大量的財富溢出，當然是社會經濟發展與繁榮的好事，但我們的政府必須密切關注這些溢出的財富是如何分配的，這些涌流而出的財富流向了哪里？

　　這幾天，各上市公司的半年報紛紛地公布，其成績喜人。不僅壟斷性企業的“業績”快速增長，而且不少金融機構的“業績”更是驚人。對中國的證券公司來說，早幾年是全行業虧損，現在則一夜之間就由野雞變成了鳳凰；對于中國基金公司來說，今年上半年的贏利達到3100多億元；再來看房地產企業，在一線城市

　　據悉，就今年股市的成長來說，不少證券公司的高層管理者與不少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及高層管理者，如果按照年初的合同，他們不少人的工資水平也要邁入千萬元以上工資收入階層了。早幾年我們一直都在關注房地產市場的富豪涌出，今年則不僅房地產且中國大量的金融機構也會富豪涌出了。

　　金融機構管理者真的有這樣的智力、能力等可賺得這份高收入了嗎？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太高而要他們的機構不履行相關的合同嗎？等等。都不是。中國的情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我們所關注的并不是今年金融機構高層管理者收入水平有多高，既然有合同在先，嚴格地履行合同也無可非議。我們所關注的也不是今年的財富為什么會涌流向金融市場？我們關注的是，這種財富的涌動是在制度化、合法化的外衣下進行，是大家認為的市場化使然，就如目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出現的情況一樣。

　　就目前中國經濟情況而言，政府政策著力越多的地方，其財富越是在短期內涌流向少數人手上，房地產市場是這樣，股市也是如此。別看房地產市場有不少投資者賺到了錢，但這些都是建立在犧牲絕大多數人居住福利水平上的結果。別看目前我們股市中的不少投資者現在的收益不錯，但在機構投資者占44%，不少投資者已無法離開這個市場的時候，當整個市場只能發出一個漲、漲、漲的聲音時，那么中小投資者面臨的風險也就近了。而對于機構而言，假定機構的主事者賭輸了，他們可以辭職走路，但對中小投資者來說，全部責任只能自己承擔了。

　　總之，在兩大“政策市”，中國經濟巨大的財富溢出，不是讓全體人民來分享其成果，而是以制度化的方式讓少數人在短時間內聚集整個社會的財富。這些溢出的財富在短時間涌向少數人。這些完全是“政策市”的結果，政府如果不深刻地反省這些政策，不修改與完善這些政策，那么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公會進一步加劇。這就是問題所在。